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在全球範圍蔓延，確診病例已超過346萬，死亡人數超過24.3萬人，美國確診病例與死亡人數均居世界首位，分別超過114萬與6.6萬人，短短三個月間，死亡人數竟已超過連綿十年以上的越戰，災情慘重。
在台灣方面，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到5月3日已有接連21日境內感染確診歸零的成果，確診病例有432人，死亡案例6人，從任何觀點看，防疫成績可謂傲視全球，台灣是怎麼做到的?
事實上，台灣做對了很多事，提醒民眾平時應做好手部衛生與咳嗽禮節；出門應與他人保持社交距離，或是戴上口罩，同時避免前往人潮密集處； 但也有相當多的缺失，期間可謂險象環生，但總能化險為夷，到現在為止交出漂亮成績單，就一般對新冠肺炎病毒了解，相當不可思議，防疫「成功」之道成謎，只能做合理的猜測。
自疫情爆發之初，政府有些措施，或許過當，不近人情，但應有助於防疫則無疑，但由於政治考量，在美、日已成重災區，從兩地入境旅客，遲至3月20日才限制外籍人士入境，而其他人除非已有症狀，至今並未集中隔離，而為居家隔離，因而有所謂3月30日自紐約飛台「最毒班機」，4月1日抵達桃園機場入境時，除了5人因為出現症狀，當場採檢外，其餘旅客和機組員共331人都沒有採檢。直接放回家「居家檢疫」，不料「居家檢疫」者後來竟陸續爆發確診，才決定儘速通知全機旅客全面接受採檢，最後高達12人確診，造成防疫大缺口。
另一方面，海軍敦睦艦隊4月18、19日有24名官兵確診，之後陸續增加到31人確診，700餘官兵於返航後，4月15日至18日曾在社區活動，遍及全省，指揮中心18日至19日已針對3艘艦艇官兵及其家屬親友發送提醒簡訊，估計發送簡訊數量約2000至3000人， 疫情指揮中心表示，20日上午起陸續已針對18、19日確診的24名官兵15日至18日停留15分鐘以上的90多個場所，發簡訊提醒民眾，約有21萬人會收到，提醒民眾必須自我健康管理。但迄今似乎沒有因而感染確診報告，尤其確診官兵至少有十三人表示在其間與女友發生親密關係，女友均安然無恙，令人嘖嘖稱奇。
再者，清明四天連假，許多景區皆人潮滾滾，摩肩接踵，讓人捏一把冷汗，但警報期已過，亦未傳出任何新感染病例。
自義大利在二月底開始成為歐美國家第一個重災區，新冠肺炎疫情幾乎掩蓋了全球其他重要新聞，中國大陸原來備受嚴厲批評的禁足、停工、封城等降低社交接觸的作法，漸為各國體認為有效的做法，但病毒具高傳染性，仍席捲全球，造成生命、健康的重大傷害，且不論對百工百業與經濟的影響，台灣自始即能保持正常上班上課，在歐美先進國家對逐步「解封」仍高度遲疑的時刻，防疫成績顯得分外突出。
台灣做對了甚麼？除了有對抗SARS的經驗，很快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再加上近年日益嚴重的空氣汙染，國人較習慣戴口罩，並在有效宣導之下，勤於洗手，大抵能維持社交距離，自然有助防疫；但自國外入境人士，自主隔離期間，屢傳「趴趴走」，甚至「開趴」，有外籍確診者曾周遊各地，確診澳洲音樂家與樂團、聽眾廣泛接觸，有確診台商曾上舞廳，另有不明感染源確診酒店公關小姐接觸一百餘人，均未釀成群聚感染，而本土案例僅55人，同時絕大多數為家人之間相互感染。
如此佳績，除了「天佑台灣」外，是否仍有合理解釋？可能的方向是台灣至今沒有施行偵測病毒的普篩與快篩，在各界紛紛指責美國在普篩與快篩失掉先機，釀成巨災之際，疫情指揮中心以各種理由，不動如山，原因之一應是國內遲遲未能開發出試劑；由於中國大陸於一月初即於網上公布病毒基因序列，韓國與德國於兩周內即開發出試劑，韓國並因而由普篩新天地教會二十餘萬信眾並隔離處理，有效抑制已大爆發的群聚感染。台灣至今只篩檢六萬餘例，可謂反其道而行，效果一樣好，相對「佛系」防疫，成績斐然，甚為弔詭，那又是為何？
當然沒有篩檢，就沒有病例，但很難解釋歐美各國至今重症與死亡病例仍然激增，而台灣重症與死亡病例趨近於零；最好的情境是疫情指揮中心誤打誤撞，由於大部分的患者都是輕症，隔幾天後即不藥而愈，再加上輕症患者病毒量少，在口罩、洗手、社交距離防護下，傳播力大為減弱。同時確診病例少，自然也有減少社會恐慌作用。
至於海軍敦睦艦隊，於3月12日至15日停靠當時疫情數據零確診之帛琉執行敦睦行程，回程時，於公海航行24天，最後累計確診共35例。感染源待釐清。首先確診比例 (9%) 與美國羅斯福號 (24%)、法國戴高樂號 (52%) 航母官兵相比低了很多，因此似不能純以艦隊官兵年輕力壯，抗疫力強解釋，再加上官兵下船後，大批人馬各處走動，並未造成群聚感染，有一可能是毒株與歐、美不同，此說與劍橋大學研究指出毒株分A、B、C型，分在美國、東亞、歐洲流行相合。[註一]
該研究探討新冠病毒從武漢到歐洲和北美的傳播軌跡。發現病毒毒株可分為A、B、C三種類型，而較為原始的版本「A型」雖然出現在武漢，但在武漢樣本中更多的是變異的「B型」毒株，A型毒株在美國和澳洲研究樣本上更為常見。其中較為原始的毒株「A型」與在蝙蝠身上發現的毒株最接近。「A型」雖然也出現在武漢，但並非武漢最常見的毒株。總體而言，「B型」在東亞更為普遍，而且較少在未變異的情況下傳播至其它地區。研究人員分析，原因可能是武漢出現了遺傳學上的「奠基者效應」，或是東亞以外的人群更能「抵抗」這一型的毒株。
由「B型」變異而來的「C型」主要出現在歐洲，在早期的法國、意大利、瑞典和英國患者身上能找到。雖然在研究中的中國患者樣本上沒有出現C型，但見於新加坡、香港和韓國。
關於為何「A型」病毒沒有在武漢大範圍感染，第一作者Peter Forster分析「可能是「A型」無法適應當地人的免疫系統，因此變異成「B型」，另一方面「A型」病株則適應了美國和澳洲人的免疫系統。」
此說也可適用於清明連假在景區遊玩的群眾等幾個令人擔憂的案例，因此也許真的可以說「天佑台灣」，在台灣流行的是感染力較弱的「B型」，甚至是「弱B型」，除非在密閉空間長期相處，病毒密度達到一定程度，較難由飛沫感染，是否成立，亟待生醫界證實。
另一可能是台灣、香港與新加坡人民普遍在幼年接種卡介苗（Bacillus Calmette-Guérin， BCG），預防肺結核，大陸則遲至1986年才普遍為新生兒接種，也許可解釋其老年人偏高之致死率。美國從未使用過大規模接種卡介苗，災情更為慘重，對2019冠狀病毒病的研究中，紐約理工學院研究初步發現有施打卡介苗的國家2019冠狀病毒病死亡率顯著較低，有統計學上差異
[註二]，因此也值得進一步探究。
當今之計，正如台灣冠狀病毒之父賴明詔院士建議政府選擇一個區域進行大量篩檢，來決定下一步的防疫步驟。在最理想的情況下，本土流行疫病為「弱B型」，又有本土病例連21天歸零加持，此時可大幅放寬日常生活限制；但同時必須加強境外移入管制，初步在各國尚未放寬旅遊限制之前，至少讓所有入境旅客集中隔離14天，達到拒敵於境外的效果，再視世界疫情的發展，滾動式調整，也許能名符其實地成為世界典範。
[註一] Peter
Forster, Lucy Forster, Colin Renfrew, Michael Forster, ”Phylogenetic network
analysis of SARS-CoV-2 genomes” PNAS April 28, 2020 117 (17) 9241-9243; first
published April 8, 2020.
該文題為「新型冠狀病毒基因組譜系分析」（Phylogenetic
network analysis of SARS-CoV-2 genomes）由英國及德國學者共同撰寫，於4月8日發表於「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研究人員通過基因網絡技術繪製出新型冠狀病毒在人體的早期「進化途徑」。該研究分析了從病患身上取得的前160份完整病毒基因組，得出新冠狀病毒通過突變產生的不同病毒譜系。
[註二]
Aaron Miller, Mac Josh Reandelar, Kimberly Fasciglione, Violeta Roumenova, Yan
Li, and Gonzalo H. Otazu, ”Correlation between universal BCG vaccination policy
and reduced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for COVID-19: an epidemiological study,” medRxiv
(which was not certified by peer review)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