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從年譜看羅家倫先生與台灣聯大的淵源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由中央大學、政治大學、清華大學與陽明交通大學組成，羅家倫先生曾分別主持政治大學、中央大學與清華大學校務，並與交通大學在台復校的重要推手凌鴻勳校長為至交好友，堪稱奇緣。
在歷史學家劉維開所編著的《羅家倫先生年譜》中，有多處記載羅氏與台灣聯大各校相關事蹟，因《羅家倫先生年譜》出版於三十年前，現已絕版，頗值節錄，並略加補充，以為台灣聯大留一便利查閱之參考。茲依羅氏就任年序與校別，分錄如下:
一、國立政治大學
民國十六年 (1927) 三十一歲:
五月二十四日，受任中央黨務學校教務副主任。
八月十二日，奉蔣校長手諭代理中央黨務學校校務會議主席，主持一切。
八月二十六日，在中央黨務學校講⟨世界沒有嚇得走的革命黨人⟩，鼓勵世界上只有殺得死的革命黨人，絕沒有嚇得走的革命黨人!
民國十七年 (1928) 三十二歲:
六月十九日，受命為中央黨務學校第二期招生北京招考主任。
民國十八年 (1929) 三十三歲:
七月二十四日，受任中央政治學校校務委員。
民國二十年 (1931) 三十五歲:
一月，任中央政治學校教務主任，並兼代教育長。
民國二十三年 (1934) 三十八歲:
九月，辭中央政治學校教務主任職，獲准，由程天放繼任。先生仍以校務委員名義指導校務。
民國二十四年 (1935) 三十九歲:
十二月，受聘任中央政治學校邊疆教育研究委員會委員，負責計劃指導邊疆教育設施。
民國二十九年 (1940) 四十四歲:
二月，中央政治學校校務委員會改組，先生仍膺任為校務委員。
民國四十三年 (1954) 五十八歲:
本月，應聘為國立政治大學研究部兼任教授，講述民族主義研究課程，任教至四十七年二月。
[補充] 羅家倫與國立政治大學的淵源極深，可說是政大前身「中央政治學校」制度化、大學化的重要奠基者。
羅家倫早在 1927年中央黨校創建時，即任教務副主任、校務委員；1931年至 1934年間，曾任中央政治學校教務主任兼代教育長，實際主持教務，並講授「中國近代史」。政大校史資料明確指出，他推動黨校改制為政校，並奠定校務與學術發展基礎。
其最大貢獻，是主張政治人才培育不能停留於短期訓練，而應建立完整高等教育制度。他希望中央政治學校仿效英國倫敦政經學院與法國巴黎政治學校，改制為四年制大學，以培養現代國家治理人才。雖未能立即全面改制，但終促成大學部設立，使政校逐漸具備近代大學規模。
今日政大設有「志希樓」，即以羅家倫字「志希」命名；政大圖書館亦典藏「羅家倫文庫」，2019年並設立「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顯示政大對其創校與學術貢獻的持續紀念。
簡言之，羅家倫之於政大，不只是早期行政主持者，更是將政大前身由黨政訓練機構推向現代大學與公共治理人才搖籃的關鍵人物。
中央政治學校校務委員會是國民黨於民國十六年（1927年）創立「中央黨務學校」、後改組為「中央政治學校」時所設立的決策機關。其任務為決定學校的教育方針及其他重要校務事項，由黨政高層組成，為依循「以黨治校」方針下的核心機構。在行政管理體制上具有強烈的黨國色彩，由國民黨中央核心官員擔任校務委員。委員會組成校務委員會約由 29至 31名委員組成。值得注意的是羅氏至少到民國二十九年仍膺任為校務委員。
二、國立清華大學
民國十七年 (1928) 三十二歲:
八月二十一日，國民政府任命先生為國立清華大學校長。
九月二十八日，就清華大學校長職，發表演講，主張學術獨立，開創新清華。
九月，呈大學院、外交部整理清華大學方針。
十月十二日，在清華大學開學典禮上講 ⟨改革清華之計畫⟩。
十一月二日，在清華大學講 ⟨軍事訓練的意義與使命⟩。
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南京出席清華大學董事會第一次會議。
本年，兼任清華大學史學系主任，以待蔣廷黻南開大學所餘一年聘約之期。
民國十八年 (1929) 三十三歲:
四月一日，在南京出席清華大學董事會第二次會議。
四月十一日，為辦學政策不能實行，呈國民政府請辭國立清華大學校長職務，未准。
四月十一日，在上海接受記者訪問，申述辭職的理由。
四月十九日，上國民政府再辭清華大學校長職，並請改清華大學組織條例。
五月，第三次請辭國立清華大學校長，仍未准。
六月十日，教育部令准照先生所擬⟨國立清華大學校務進行計畫大綱⟩，切實執行。
民國十九年 (1930) 三十四歲:
五月二十三日，上教育部，為學風凌替、請辭清華大學校長職，並於六月七日離平南下。
十月三日，再呈教育部，堅辭清華大學校長職。
十二月二十七日，上蔣主席書，擬具整頓清華大學辦法三條。
民國二十年 (1931) 三十五歲:
一月二十三日，呈教育部，重行懇辭清華大學校長職，三月十七日，行政院議決准辭。
[補充]
先生辭校長職，第一次是在民國十八年四月十一日，也就是在南京出席清華大學董事會第二次會議後十日。主要是對董事會決議，深感失望，覺得當初係報建設清華為完善學府之政策而來，政策既受阻撓，決定向國民政府辭職。旋獲教育部訓令決議慰留。
第二次辭職是民國十八年四月十九日，因清華大學當時是由教育部與外交部共同管轄加上董事會為最高權力機構形成了「三重管理制度」。先生以為在此情形下清華絕少發展希望。現狀亦難維持，於本日再提辭呈，並請修改清華組織條例，由教育部專轄以維持國家教育系統。
先生建議獲得正面回應，清華大學改由教育部專轄，取消清華董事會，並決定將清華基金全部移交給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管理。
第三次請辭則於五月，理由是由於改制及清查基金之主張，獲得支持，為避蒙固位自便之嫌，未獲准。六月十日，教育部令准照先生所擬 ⟨國立清華大學校務進行計畫大綱⟩，切實執行。
第四次請辭則於民國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由於五月初北方政局發生變化，閻錫山的勢力控制了北平，部分清華學生因不滿先生自主持清華後，對學生有諸多改革措施如紀律化、軍事管理化、強制學生期末考與繳學費等，遂趁此時機於五月二十日的學生代表大會上，提出了請先生自動辭職的提案，此一提案雖在翌日的全體大會上被否決，但先生根本否認學生有與聞校長進退之權，乃於二十三日向教育部提出辭呈。二十六日，教育部批示慰留，但先生認為整頓學風為環境所不許，不能整頓，則不願敷衍從事，乃於六月七日離平。
民國十九年十月三日，先生第五次請辭，仍未准。八日，先生以此次學生要求校長辭職一事，幕後有部分教職員策動，以為為維護中央威信，為保持一國立學術機關計，似當請中央派員查辦鼓動此次風潮之學生與教職員。事實上，不滿教育部處理清華事件息事寧人的態度，實為此一階段先生不願重返清華之主因。
民國二十年一月二十三日，先生最後一次請辭，呈教育部，重行懇辭，三月十七日，行政院議決准辭。
這次請辭是在約一個月前，即民國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蔣中正主席書，擬具整頓清華大學辦法三條後發生。乃因蔣兼任教育部長，因此對先生重返清華一事，多所詢問，「促之至再」，先生雖陳明不願回任之意，不過同時表示如能為中央樹整頓學風之威信，而立教育界之正氣，雖焦頭爛額亦不敢辭。但蔣以中央政治學校校長身份，提請中央任命先生為教務處主任，並暫兼代教育長，先生辭職不獲，於二十年一月底南京就任新職，另於三月十七日，由行政院議決准辭清華大學校長。
羅家倫於民國二十九年辭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職務，其原因主要在於「政治介入校務」、「黨化教育壓力」以及他個人強烈的教育理想與人格衝突。
先生任清華校長時年僅三十二歲，是五四運動的重要人物之一，具有高度聲望。他曾留學普林斯頓、哥倫比亞與柏林大學，深受西方現代大學制度影響，希望將清華建設成具有國際水準的研究型大學。
他上任後積極改革， 延攬名師 、強化研究 、提高學術標準、 建立現代大學制度以及強調人格教育與自由精神 ，短時間內即顯著提升清華聲望。他治校風格強勢，雖有理想，但行政手段較剛硬，也引發部分教師與學生不滿，批評他過度集權 、作風威權 以及不易妥協； 他逐漸感到若不能依理念辦學，則不如離開。
先生人格中有強烈的理想主義 、菁英意識與士大夫氣節 ，他相信校長不是官，而是文化使命的承擔者。因此當他認為大學自主受損 以及學術尊嚴被壓迫 而導致校長無法真正主導校務 ，便選擇辭職。民國二十九年，他堅辭清華校長職務，任期不到兩年。
雖然先生在清華任期短暫，但影響深遠。他奠定了研究型大學方向 、國際化學術標準 、重視通識與人格教育 以及清華自由學風的早期基礎 ，後來梅貽琦校長接任後，延續並發揚這條路線，使清華逐漸成為中國近代最重要的大學之一。
先生多次辭職，通常被視為「知識分子捍衛大學自主」的重要象徵。從某種角度說，他離開清華，不只是一次人事變動，而是五四知識分子理想與國民政府政治現實一次重大碰撞。
三、國立中央大學
民國二十一年 (1932) 三十六歲:
七月六日，行政院聘先生為中央大學管理委員會委員。
八月十二日，行政院會議決任先生為中央大學校長，二十六日，國民政府發佈命令。
九月二日，上行政院呈，縷陳發展中央大學步驟。
九月五日，先生正式就任中央大學校長職。
民國二十二年 (1933) 三十七歲:
三月八日，致外交部函，請轉國聯展延巴里賈等三教授聘期兩年。
七月，參加廬山會議，提議設立航空工程基本科學科系，以發展航空事業。決定由中央大學先行設立特別機械研究班。
七月三十日，呈教育部，請在總理陵園範圍指撥地畝及中央運動場全部，以建設首都學府。
八月初，呈教育部，請辭中央大學校長職。
九月十一日，在中央大學總理紀念週演講，宣布中大安定的時期已經完成，建設方面也有相當成績。
民國二十三年 (1934) 三十八歲:
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大學畢業典禮，講演⟨兩年來之中央大學⟩。
七月，先生請辭中央大學校長，中樞方面以中大方告安定，漸臻進步，不主張有所變更，乃請先生專任中大校長。
民國二十四年 (1935) 三十九歲:
五月底，冀察事變後，先生奉召飛成都謁見蔣委員長，公畢過重慶三日，對蓉渝兩地印象深刻，對抗日軍興後決定遷中大入川有很大影響。
民國二十五年 (1936) 四十歲:
十一月二十三日，在中央大學總理紀念週講赴平、津、冀、察、綏等處視察情形。
民國二十六年 (1937) 四十一歲:
一月，中央大學新校址鑿井動工；五月，工學院和農學院的主要建築招標動工。
三月二十八日，主持中央大學附設實驗學校成立二十週年紀念會。
七月一日，赴廬山，謁蔣院長，報告中央大學發展計畫。
七月十四日，返南京，展開中央大學遷校的布置；十一月初，中大師生在重慶開始上課。
十月十日，於安徽屯溪主持中央大學附設實驗學校開學典禮。
十二月，先生為提倡學術，並救濟貧寒學生，決定在中央大學設置獎學金，每學期七十個名額，大量獎助優秀學生。
十月十日，在中央大學講⟨一段慘痛的校史和本大學現在的方針⟩，宣示學校訓練的方針。
民國二十七年 (1938) 四十二歲:
本年，中央大學因學生增加，沙坪壩校址不敷容納，先生乃選定柏溪設立分校。
民國二十八年 (1939) 四十三歲:
二月一日，上書總裁，簡陳七年來在中大辦學經過，請派員徹查事實，以明真相，並另簡賢能接替。
民國二十九年 (1940) 四十四歲:
六月二十七日- 七月四日，中央大學連續遭日機三次轟炸，中大校務、課務，絲毫未受影響，先生說: 「我們和頑皮的小孩子一樣，敵機來了，我們躲進洞去，敵機走了，立刻出來工作。」
七月一日- 八日，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二日，提⟨確立辦法迅速籌款以挽救全國高等教育危機案⟩。
民國三十年 (1941) 四十五歲:
一月十日，上書總裁懇辭中央大學校長職。
六月十六日，撰⟨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從遷校到發展⟩，綜述中大西遷經過及發展。
七月七日，先生主持中央大學遷渝的第四屆畢業典禮，指出這一屆學生，正是四年前南京大轟炸中所榜示錄取者，如今已在抗戰聲中安然畢業。又航空工程系、水利工程系及醫學院都是第一屆畢業，尤具特別意義。
七月十五日，行政院第五二三次院會、通過先生請辭中央大學案，並決議任命顧孟餘繼任，二十一日明令公布。先生接長中大十年，至今始得卸仔肩。
民國三十一年 (1942) 四十六歲:
一月一日，《新人生觀》一書付梓，三月出版。
八月，受聘為四川省政府，國立中央大學合辦成都公立醫院董事會董事。
[補充] 先生任清華校長，不到兩年，任中央大學校長，則長達九年。他在清華，六辭校長之職，在中央則也多次辭職，但原因不同。
先生於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五日，先生正式就任中央大學校長職。到第二年八月初，呈教育部，請辭中央大學校長職，因其就任時，曾申請以一年為期，屆時當毅然去職，經行政院慰留。又過約一年，即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再度請辭，中樞方面以中大方告安定，漸臻進步，不主張有所變更，乃請先生專任中大校長，並准辭中央政治學校教務主任職。
最後一次，則是於民國三十年年一月十日，堅辭國立中央大學校長，行政院於 七月十五日院會中、方通過先生請辭中央大學案。先生接長中大十年，至今始得卸仔肩。
此次辭職原因相當複雜，既有政治壓力，也有教育理念與人格氣節的因素；首先是先生自民國二十一年出任中央大學校長後，大力整頓校務，推動學術改革與校園紀律，使中央大學逐漸成為當時中國最具規模與影響力的大學之一。然而，他個性強勢、作風嚴厲，也因此與校內外多方勢力產生摩擦。
抗戰期間，中央大學西遷重慶，辦學環境艱困，各方政治勢力滲入校園。先生一方面強調學術自主與紀律，一方面反對政黨與派系操控校園，因此與部分國民黨地方勢力、教育部官員以及校內派系漸生齟齬。
尤其在戰時，學生運動、思想控制、經費分配等問題日益敏感，中央政府希望加強政治掌控，但先生仍堅持大學應保有相當自主空間，這使他逐漸陷入政治孤立。
當時教育部對中央大學的人事、經費與政策干預日增，而羅家倫素來具有強烈的校長權威意識，不願接受過度干涉。1941年前後，教育部對中央大學的人事安排與行政運作多所介入，羅家倫認為已傷害大學尊嚴與校長職權。他曾表示，大學校長若不能真正負責，就不應虛居其位。
此外，抗戰期間財政困難，中央大學經費嚴重不足，教師待遇惡化，校務推展艱難。他既要維持學術品質，又要面對政治壓力與行政掣肘，身心俱疲。
羅氏早年深受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影響，具有強烈的知識分子使命感。他認為大學不只是培養專才的場所，更是民族精神與文化人格的堡壘。然而抗戰後期，中國政治環境惡化，官僚主義與黨派傾軋日盛，他逐漸感到理想與現實落差巨大。對於校園政治化、學術風氣受損，以及部分學生運動激進化，他深感失望。他後來曾感慨，大學若失去自由精神與人格教育，即使規模再大，也難稱真正的大學。
他的辭職，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知識分子的「人格抗議」。他並非單純因行政困難而離職，而是認為在無法依其理念辦學、又不願向政治力量全面妥協的情況下，辭職是維護人格與大學尊嚴的最後方式。因此，他堅辭中央大學校長後，結束近十年的治校生涯。這段期間雖充滿爭議，但一般仍認為是中央大學發展的重要黃金時代之一。
從歷史角度看，羅氏既有強人校長的威權色彩，也有堅持大學尊嚴與學術理想的一面。他的離職，不只是個人去留，更象徵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理想主義在戰時政治現實下的重大挫折。
四、陽明交通大學
在四校中，陽明交通大學是先生唯一未主持過校務的大學。從文獻中，可發現他與交通大學在台建校凌鴻勛校長，遠在民國三十二年曾同在「西北建設考察團」共事，淵源頗深。根據年譜，主要行程如下:
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受中央設計局命，任西北建設考察團團長。
五月九日，先生偕部分在重慶之西北建設考察團團員，謁見蔣委員長，就考察事項交換意見。
六月七日，率領西北建設考察團，本日自重慶出發，二十三日抵西安。
七月八日，考察團離陝入甘，十一日抵達蘭州。
八月六日，考察團離甘入新，七日抵哈密，十一日抵迪化。
十月十九日，先生返蘭州，等候由新回蘭之團員一同前往青海、寧夏。
十一月五日，考察團自蘭州起程，轉赴青海，二十日返蘭州。
十一月十七日，因青海省政府主席馬步芳之請，作⟨青海歌⟩、流傳於雪山草海之間。
十一月二十七日，考察團由蘭州出發赴寧夏考察，歷時十三日，之後轉赴天水。
十二月十七日，考察團抵天水，並居留此地撰寫報告。
十二月二十六日，上書總裁、建議將西北建設專款集中配合支用。
民國三十三年
二月二十二日，《西北建設考察團報告》草擬完成，先生自蘭州飛返重慶。
五月五日，獲國民政府頒授三等景星勳章。
全團在經過約九月，行經17,022公里後，完成考察與撰寫報告。
先生任考察團團長，特別關注西北教育建設、民族精神、國家整合、邊疆治理以及現代國民形成。他認為西北不只是經濟問題，更是民族生存與文化重建問題。因此他的視角偏重國家戰略、文化與教育以及現代化制度。在報告中主筆撰寫第一章總論、第十二章宗族篇與第十三章教育篇。
團員共十二人，凌鴻勛時任寶天鐵路工程局局長。代表工程技術界之鐵道交通系統，關注西北鐵道、運輸系統、工業基礎、資源開發以及工程可行性。其視角偏向如何以工程與交通建設支撐國家現代化。在報告中，專寫在報告中主筆撰寫第二章鐵路篇。
現可收尋到有兩張兩人合照，一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十八日，出席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野餐招待會，盛世才居中，羅、凌兩先生分坐在其兩側。另一則是十二月一日出席寧夏省主席馬鴻逵主持之黨政軍聯合歡迎會，羅先生居中，寧夏省主席馬鴻逵與凌先生分坐在其兩側。同時，羅先生屢次在文中提到凌先生對中國鐵道建設的貢獻，如「粵漢鐵路的完成，並且提早完成，是一件對於軍事上極有貢獻的事。在「九一八」發動的時期，粵漢鐵路的 中段，尤其最難打通的樂昌一帶的山區，尚未打通，不能接軌，則向國外購得的軍火與物資，毫無辦 法運進武漢即西南大後方。所以要趕緊完成這條輸血管，又非有極好的配合與加速的努力不可。幸而 這次配合適得其人，也適當其時。包括凌鴻勛先生以艱苦卓越 的精神以貫徹其技術上的運用。此項工程，原來以為四年才可完成的，竟於兩年半的時間打通。於是全面抗戰軍興，南京失守後，武漢中心尚未支持一年，而西南西北大後方也因以穩定，這真可謂適得其時。」
凌鴻勛先生則在「七十自述」中敘述羅先生行誼，並在羅先生逝世後，以長文「悼念羅志希先生—並記西北同行一段回憶」追悼，談到: 「西北走廊是沿一條綿長而枯寂的粗糙公路，越過烏鞘嶺便漸進入戈壁灘。且時值夏季，熱風吹來，亦甚悶人，每日走百餘至二百餘公里，相當苦累。而志希兄坐在我的左邊，一路談笑風生，偶然覺得他沉寂了一會兒，那知他已成了一首詩。 」「他在車上作詩每由他口授，由我錄下，遞給後坐的幾位同人傳觀，於是大家的無聊時光，精神為之一振。」可見兩人交情非比尋常。
五、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在年譜中，有兩則提到台灣聯大兩校以上之條目，一是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先生七十壽誕前，中央政治學校、清華大學、中央大學等校校友為先生舉行暖壽茶會，總統特頒「壽」字立軸，親友往賀者極多。
另 一則是民國五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先生辭世後，次年(五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先生靈柩安葬於陽明山第一公墓。八月二十日，總統明令褒揚，令文曰:
總統府國策顧問羅家倫，早睡負笈北京大學，當文學革新之會，乘時宣力，著有聲稱。嗣留學美、英、法、德諸邦，勤苦深造。北伐之役，效力投艱，爾後迭長清華大學及中央大學，為國育才，士林推重。三十二年，首任新疆監察使。抗戰勝利後，歷任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籌備會議代表、駐印度大使、制憲國民大會代表等職，弘濟艱虞，克彰績效。行憲以來，膺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復出任考試院副院長、國史館館長，多士受其甄陶，文獻勤於記錄。綜其生平，才識通敏，述作斐然，勳勞懋著，聲華遠播。茲聞病逝，悼惜良深。應予明令褒揚，以彰忠藎。此令，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八月二十日。
褒揚令文中，未提先生黨務工作，因此略去先生在中央黨務學校與中央政治學校及中央政治學校之貢獻。
另一方面，國立故宮博物院於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舉行「羅志希先生百齡誕辰紀念演講會」及「羅志希夫人捐贈展」，邀故宮博物院∙國史館、黨史會、政大、清大、中大等有關機構之友好參加。
同時，在民國一一四年五月九日在清華大學由台灣聯大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中基會」) 合辦「羅家倫先生學術研討會」，是由於羅先生與兩個單位都有很深的淵源，特別是先生促成「庚款清華基金」由「中基會」管理，嘉惠清華大學至今，別具意義。
本研討會很幸運地得到清華玉山學者陳國球主任擔綱籌辦，以「鑑察世道，興國育才」為主題，邀請多位重量級專家學者從學術人生、教育理念、人文思想各面向剖析羅先生的不凡人生與行宜。會後由主講人將內容整理成文稿彙集為紀念文集，以廣流傳，作為永久紀念並啟發後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