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川秀樹與莊子和平思想的交集

 湯川秀樹與莊子和平思想的交集

湯川與莊子和平思想交集 (ChatGPT 製作)

湯川秀樹長年致力於和平運動。他的和平思想，不只是抽象的道德主張，而是由戰爭反省、核武危機、科學家責任，逐步發展成持續三十多年的公共行動。其核心可以概括為：科學家既參與創造力量，也必須為力量的用途承擔責任。

廣島原爆後，湯川經歷一段「反省與沉思」。1945年10月，他在〈靜靜地思考〉中寫道：「國家的目的與手段若要具有正當性，就不能違背全人類福祉的增進。」

他進而反省，從個人、家庭、社會、國家到世界的整體關係中，若把國家單獨抽出，賦予它至高無上的權威，便是嚴重錯誤。這顯示他的和平思想首先是對國家至上主義的反省。

1954年，美國在比基尼環礁試爆氫彈，造成第五福龍丸船員受輻射污染。湯川隨即發表〈原子力與人類的轉機〉，主張：
「保護人類免受原子力的威脅，難道不應置於其他一切目的之上嗎？」

這標誌他由「思索的科學家」轉變成「行動的和平倡議者」。對他而言，核武已不只是國家安全問題，而是整個人類能否生存的問題。

1955年，湯川成為《羅素—愛因斯坦宣言》的十一位簽署人之一。宣言呼籲世人暫時放下國家、陣營與意識形態的立場，首先把自己看作共同面臨存亡危機的人類。宣言的精神集中於一句著名呼籲：「記住你們的人性，忘掉其餘的一切。」

這是宣言的共同文字，不能視為湯川個人的原創名言；但他以簽署和後續行動，明確承擔了這項立場。宣言要求各國承認：世界戰爭不能實現任何國家的目的，爭端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

湯川認為，核武時代的全球危機不能只靠彼此競爭的主權國家處理。他支持強化聯合國及世界聯邦理念，並於1961年當選世界聯邦主義者世界協會會長，任職四年。這表示他的和平思想不止於個人的道德呼籲，也包含建立超越國界的全球治理制度。

1962年，湯川與朝永振一郎等人創立「科學者京都會議」，延續《羅素 - 愛因斯坦宣言》與帕格沃什運動的精神，讓日本科學家共同討論核裁軍、戰爭與科學責任。

1975年，湯川與朝永振一郎提出〈超越核嚇阻——湯川・朝永宣言〉，反對以「恐怖平衡」維持和平。他們認為，只要各國繼續依賴核武，誤判、事故與軍備競賽的危險便不可能消失。因此，湯川追求的並非僅是限制核武數量，而是：從核武管制走向全面核裁軍，最終廢除核武。

1975年，他抱病參加在京都舉行的帕格沃什研討會；1981年又從病榻參與科學者京都會議，呼籲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廢除核武。會議後十天，他寫成〈和平的願望〉，成為生前最後一篇文章；三個月後逝世。

湯川和平思想的五個核心為: 人類高於國家，核武必須廢除，科學家負有責任，科學合作超越國界，以及 和平需要世界制度：僅靠善意不夠，還須強化全球治理與裁軍機制。

總而言之，湯川秀樹的和平思想可以概括為：科學使人類獲得前所未有的力量；科學家的良知，則必須防止這種力量成為毀滅人類的工具。

由於湯川深受莊子的影響，進一步探討他與莊子和平思想交會處。

莊子沒有像現代政治思想家那樣，提出完整的「和平主義」理論；但《莊子》中確有許多反對爭奪、強制與戰爭，主張尊重差異、保存生命及順應自然的言論。以下幾段最具代表性。

一、不以力量強迫萬物: 「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 《莊子・應帝王》

意思是順應萬物本身的自然，不把個人的意志強加其上，天下便能得到治理。這是莊子和平思想的核心：和平不是控制一切，而是減少私意與強制。

二、超越彼此的是非爭執: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莊子・齊物論》

人們往往堅持「我是、你非」，因而造成對立。《齊物論》並非取消一切判斷，而是提醒人們：自己的立場並非唯一尺度。和平首先需要放下絕對化的是非與成見。

三、天地萬物本為一體: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 《莊子・齊物論》

人與天地萬物相互依存，不是孤立的個體。若能體會萬物一體，便較難把他者視為必須消滅的敵人。這句話可視為莊子生命共同體與生態和平思想的集中表達。

四、萬物沒有絕對的高低貴賤: 「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莊子・秋水》

從「道」的高度看，萬物沒有固定的尊卑；從各自立場看，卻總是抬高自己、輕視別人。國家、族群與個人之間的衝突，往往正是源於「自貴而相賤」。和平需要平等看待不同生命與文化。

五、反對爭名逐利: 「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莊子・駢拇》

有人為仁義之名犧牲生命，有人為財貨犧牲生命，看似高下不同，實際上都可能迷失本性。莊子警告：即使以道德和正義為名，也可能走向爭奪與傷害。這對「以正義之名發動戰爭」尤其具有警醒作用。

六、最大的武器可能藏在人心: 「兵莫憯於志，鏌鋣為下。」-《莊子・庚桑楚》

最傷人的武器，是心中的惡意與敵意；鋒利的寶劍反而還在其次。換言之，戰爭不只開始於武器，更開始於仇恨、恐懼與支配欲。真正的和平，必須先處理人心中的暴力。

七、反思權力與戰爭的荒謬: 「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莊子・胠篋》

偷取小物的人受到懲罰，奪取國家的人反而成為諸侯。莊子藉此揭露：強者經常把大規模暴力包裝成合法秩序。這不是單純反對法律，而是質疑權力是否能把暴力變成正義。

八、最理想的關係淡而不爭: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莊子・山木》

深厚而持久的關係，不靠利益、依附或控制維繫，而如清水般平淡自然。這種「淡」不是冷漠，而是讓彼此保有自由，不佔有、不操縱。

因此，最能概括莊子和平思想的是：和平並非使所有人變得相同，而是不以自己的尺度和力量支配萬物。莊子主要提供的是生命哲學與精神方向，而不是現代政治制度。


湯川秀樹與莊子相隔兩千多年：莊子面對戰國時代的征伐與權力競逐；湯川則親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原子彈與核武競賽。兩人所使用的語言不同，卻都看見一個共同危險：人一旦把有限的知識、制度或力量視為絕對真理，便可能以「改善世界」之名傷害生命。因此:

一、反對以強力改造世界: 兩人的共同提醒是：能夠做到，不等於應該去做。

二、由征服自然轉向理解自然: 莊子所說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表現自然本身具有秩序與完整性。人不應自居於萬物之上，把天地只當成可以支配和利用的工具。

湯川的理論物理研究同樣始於對自然秩序的尊重。他追問核子間為何能相互作用，從自然現象中尋找簡潔而和諧的規律。科學的目的首先是理解自然，而不是製造支配自然與他人的武器。

三、超越彼此對立的界線: 莊子的「齊物」不是取消一切差異，而是提醒人們：我們所堅持的是非、利害與彼此界線，往往受到立場限制。若把自己的觀點絕對化，便容易把異己視為必須消滅的敵人。

湯川身處冷戰與核武競賽，也認為人類不能只從國家、陣營和意識形態出發。核戰爭一旦爆發，沒有真正的勝利者；科學家必須超越國界，從全人類的共同命運思考。

四、和平不只是沒有戰爭: 在莊子思想中，真正的和平不是由更強大的權力壓制衝突，而是讓萬物各安其性、彼此不受強迫。

湯川的和平觀也不只是暫時停止戰爭。他所關心的是：廢除核武器、建立跨國科學家合作、防止科學淪為毀滅工具，使人類獲得與技術力量相稱的道德智慧。共同核心是節制力量、保存生命。

莊子的和平思想主要是一種生命哲學：藉由虛靜、齊物與不強制，使人從權力和成見中解放出來。湯川的和平思想則進入現代公共領域：要求科學家公開發聲，推動核裁軍、國際合作與制度性的和平保障。可以說莊子從心靈與生命的根本處解除衝突；湯川則把這種對生命的敬畏，轉化為科學家的公共責任。

莊子教人不要以自己的尺度傷害萬物；湯川提醒科學家不要以自己的力量毀滅人類。真正的和平，始於節制力量，完成於保存生命。

矽谷從未離開五角大廈

名人堂／矽谷從未離開五角大廈

2026-08-30 聯合報／ 陳力俊

矽谷與五角大廈 (ChatGPT 製作)

川普重返白宮後，矽谷最有權勢的企業家們紛紛倒向川普陣營，讓許多美國人感到驚訝。這些曾擁護全球化和消費性應用的執行長和投資者，突然轉而擁抱愛國主義和先進武器。

長期報導美國國防與國安議題的莎朗．溫伯格在《紐時》撰文指出，不要誤解這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政治轉變或態度的改變。矽谷最大的神話莫過於「矽谷與五角大廈之間的意識形態鴻溝無法逾越」這種說法。

對科技公司而言，白宮主人的個性和政治傾向遠不如他是否願意接受矽谷的產品重要。在科技企業眼中，聯邦政府是一個規模龐大的採購者，而矽谷轉向軍方，以及轉向川普，與其說是政治轉變，不如說是市場適應。

首先，矽谷與五角大廈從來不是截然對立。矽谷早期的半導體、電腦、網路與航太科技，本來就深受冷戰軍事經費與政府採購扶植。換言之，軍事科技並非矽谷後來才進入的新領域，而是它的歷史起點之一。

其次，矽谷在廿一世紀初遠離軍方，並不完全出於反戰或自由主義價值，而是因消費市場和中國市場提供更大的商機。蘋果、Google、Facebook及各家創投公司面向的是數十億消費者，五角大廈反而顯得採購程序繁瑣、獲利空間有限。

再者，當中國市場逐漸關閉、中美競爭加劇，而ＡＩ、無人機、衛星、資安與擴增實境成為美國國防部大量採購的項目後，矽谷重新發現軍方是資金雄厚的大顧客。因此，科技企業轉向川普與五角大廈，主要不是意識形態轉變，而是資本尋找新市場。

以 Google為例，二○一八年一度因員工抗議，退出五角大廈的ＡＩ「Maven計畫」；僅僅幾年後，卻又積極爭取國防合約。與其說完全出於愛國主義，不如說主要受到市場利益與國安需求的共同推動。美國聯邦政府，尤其是五角大廈，已成為全球ＡＩ及自主武器的重要客戶之一；這些技術也被美軍視為未來戰爭，尤其是印太地區潛在衝突的重要作戰工具。

二○二六年，Anthropic因其ＡＩ模型的使用限制與五角大廈發生激烈爭議後，Google等科技公司同意向國防部的機密網路提供ＡＩ服務。對Anthropic而言，爭議不在於是否為五角大廈服務或是否應與中國競爭，而在於公司能否限制模型被用於大規模監控及完全自主的致命武器。這也顯示矽谷的國防轉向雖受到龐大利益驅動，企業倫理與技術控制權仍是無法完全抹去的界線。

二○一四年，Facebook對進入中國市場仍充滿期待。十餘年後，Facebook已更名為Meta，並與國防新創公司Anduril合作開發軍用擴增實境裝備，爭取規模龐大的美軍採購市場。從爭取中國消費者到服務美國軍方，這正是矽谷市場重心轉移的鮮明縮影。

這篇文章最大的貢獻，是揭示矽谷政治姿態背後的經濟結構：當全球消費市場與中國市場退潮，國防、ＡＩ與國安便成為新的成長引擎。它成功說明，矽谷轉向軍方並不完全是川普造成的，而是歷史回歸、地緣政治與資本逐利共同作用的結果。

矽谷並非突然由和平主義者變成軍國主義者；它原本就是商業資本、政府資助與軍事需求共同孕育的產物。今日真正的變化，不只是顧客由消費者轉為五角大廈，更是國安、企業利益與科技權力正在重新結合。值得警惕的，不只是企業從戰爭中獲利，而是這種新結合將由誰監督、又由誰承擔後果。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

無人機預算雖過 仍應警惕陸「火力封鎖」

無人機預算雖過 仍應警惕陸「火力封鎖」
2026-08-28 聯合報／ 曾士宇／大學教師（新竹市）

火力封鎖 (ChatGPT 製作)

近年來兩岸政治互信持續下降，賴政府的兩岸政策、國防措施及漢光演習，也顯示決策當局已將台海戰爭視為須認真面對的風險。無論人們對政府兩岸政策持何種看法，都不能否認台海衝突風險正在升高。社會除了期待透過對話、交流或政黨輪替改善兩岸關係，也須正視北京可能採取的軍事手段。

從俄烏戰爭到美以伊戰爭，均可看出無人機是「以小博大」利器。立法院昨天在藍白人數優勢下，通過藍版的無人機相關條例。然而對台海來說，無人機戰備固然重要，卻也可能導致忽略其他選項。

分析人士通常將大陸對台軍事行動分為三類：入侵直接控制台灣；聯合火力打擊轟炸台灣的城市與政治機構，迫使投降；由海上封鎖促使台灣屈服。但最近政治分析家尤金．戈爾茲與柯比．戴維斯在《外交事務》撰文指出，這些選項對中國來說都是高成本的賭注。封鎖將增加直接攻擊第三方的風險，使中國可能同時與美國等國際強權作戰。

該文指出，北京有一個被忽視的選項，可能產生傳統封鎖效果，但成本較低，即「火力封鎖」，針對台灣港口基礎設施的導彈攻擊行動。此類打擊不會像登陸或聯合火力打擊那樣，集中在台灣城市核心地區進行大規模戰鬥行動，也不會像傳統封鎖那樣危及第三方船隻；且火力封鎖只會使用少量飛彈，針對台灣港口狹窄目標，因此避免在島嶼周圍設置封鎖線，也不會讓中國海軍暴露於台灣防禦性飛彈攻擊之下。

在火力封鎖下，國際商船仍可自由繞島航行，意味著日、韓等東亞國家幾乎能不受干擾地繼續大部分貿易；船隻甚至可航行至台灣，但無法在嚴重受損的港口裝卸貨物。模擬此類攻擊模型顯示，中國僅用數百枚彈道飛彈，就能大幅切斷台灣的貿易並長期壓制其貿易。

兩位作者模擬結果顯示，中國在一百天內發射少於五百枚飛彈，便可將台灣進口量降至和平時期的一成五；北京無需主動追蹤和攔截前往台灣的商船，降低與外部勢力直接對抗的可能性；中國也能有信心，國際船隻在停靠時不會意外命中，且盡可能避免傷害平民。

在火力封鎖下，如同傳統封鎖，台灣的損害主要來自供應短缺與物價上漲。

總體而言，火力封鎖能有效利用中國的軍事資源，共軍將能保留大部分能力以威懾美國及他國援助台灣。介入總是有可能，但相較於其他選擇，火力封鎖能將此風險降到最低，故台灣及其國際夥伴應為此類策略做好準備。投資應對中國傳統威脅固然重要，但還不夠。台灣應為港口和民眾做好準備，應對可能因火力封鎖而中斷的補給。

名人堂／美國陷入的新永恆戰爭

 名人堂／美國陷入的新永恆戰爭

2026-08-18 聯合報／ 陳力俊

美國陷入的新永恆戰爭 (ChatGPT 製作)

正如美國在伊朗的泥淖所顯示，戰爭幾乎總是比開始更難停止。根據曾任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的蘭德（Dafna H.Rand）在《外交事務》發表「新永恆戰爭：美國如何陷入盟友的爭鬥」一文，分析華盛頓試圖主要依賴空中力量，避免派遣地面部隊，以免捲入所謂「永恆的戰爭」。但在許多國家，美國並非直接參與，而是裝備親密盟友以對抗共同威脅與共同敵人。

二○一五年，華盛頓支援沙烏地領導的聯軍對抗葉門胡塞武裝。二○二二年起，支持烏克蘭抵禦俄羅斯入侵。二○二三年哈瑪斯襲擊以色列、加薩戰爭爆發後，美國持續向以色列提供軍事與外交支持。在這三場戰爭中，華盛頓都提供或出售了大量軍事裝備，並給予不同程度的情報、訓練與外交支持。然而，軍事支援的成效與政治控制力並不成正比。美國成為戰爭持續能力的重要供應者，卻未必擁有相應的終戰決定權。

傳統的「永恆戰爭」是美軍親自作戰，新的「永恆戰爭」則可能變成美軍不大量上戰場，但美國的武器、情報、金錢與外交力量長期留在戰場。美國從阿富汗、伊拉克得到的教訓是「不要再派數十萬美軍打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但它的替代方案：武裝盟友、提供情報、空中力量及外交支持，並沒有真正解決「如何結束戰爭」這個根本問題。

蘭德真正討論的並不是「美國是否應該援助盟友」，而是如果不能有效影響盟友的戰爭目標、作戰方式與停戰時機，那麼「支援盟友」本身就可能成為另一種形式的永恆戰爭。

他指出美國援助盟國的「槓桿悖論」。在盟友最危急、最需要美國的時候，美國面臨道德、政治與戰略壓力，不便立即要求盟友限制戰爭目標、約束軍事行動，甚至預先討論停火，很容易被視為「在盟友最困難的時候扯後腿」。

可是等戰爭進行一段時期後，盟友已建立自己的戰爭目標，美國已投入大量資源與聲譽，更難抽身；同時，美國國內民意和國會支持卻逐漸下降，結果是美國的物資投入愈來愈多，政治影響力反而可能愈來愈小。

作者打破一種常見錯覺：美國提供武器，所以受援助者就應按華盛頓意思行事。實際則並非如此。各國領導人都有自己的國內政治、國家利益、歷史記憶與政治生存需求。作者指出較小的盟友甚至能反過來影響美國政治。他們可訴諸國會、媒體、利益團體與美國輿論，繞過白宮。這使傳統「大國控制小國」的權力模型變得複雜：美國有武器槓桿，盟友也有政治槓桿。

本文最值得注意的是軍事援助本身不是戰略。武器可以幫助盟友打仗，卻不能回答五個更高層次的問題：為何而戰？打到什麼程度？什麼叫勝利？什麼時候停止？ 如果盟友對「勝利」的定義與美國不同，美國究竟是在支持盟友，還是在承擔一場自己無法決定終局的戰爭？

廿一世紀美國面臨的戰略風險，也許已不只是自己發動一場錯誤的戰爭，而是在沒有共同終局、沒有援助條件，也沒有退出機制的情況下，逐步承擔盟友延續戰爭的責任。這正是霸權管理同盟最深刻的困境：既不能拋棄盟友，又不能完全控制盟友；既要維持安全承諾的可信度，又要避免被盟友拖入無法結束的戰爭。大國如果只有支持盟友作戰的能力，卻沒有協助盟友結束戰爭的能力，那麼再強大的軍事力量，也不能稱為完整的戰略。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

名家縱論／劃時代的巨人高希均先生

名家縱論／劃時代的巨人高希均先生

2026-08-08 聯合報／ 陳力俊

書生報國的典範

一生倡導進步觀念

追求和平幸福

斯人已遠

天下文化創辦人高希均先生六日辭世，消息傳來，歷任大學校長群組裡一片哀悼之聲，咸認他是「書生報國的典範」，無論文筆、口才、見地及對時代的貢獻，均令人讚嘆。我則加上一句：「劃時代的巨人。」斯人遠行，令人萬分不捨。

案頭的《高希均回憶錄》，封面上是他溫文儒雅、帶著親切笑容的照片，副標題則是「從『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到『和平幸福』」。這正是他一生倡導進步觀念、追求和平幸福的寫照，也是經濟學家、教育家、出版家與思想傳播者的人生智慧與實踐。

高先生的貢獻，不只創辦《遠見》與天下文化，也不只出版數千種好書，而在數十年如一日，把經濟學的理性、出版人的使命、知識分子的良知與對社會的關懷結合起來。在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從製造經濟走向知識經濟、從封閉走向全球化的關鍵年代，始終站在觀念傳播的前線。

回想近年與高先生交誼，前後至少有十一次：六次在清華大學，三次承蒙他在天下文化「人文空間」接待共進午餐，一次在台灣聯大舉辦的國際研討會，最後一次則是今年六月一日他的回憶錄新書發表會。每一次相聚，都使我受益良多，深受啟發。

二○一二年，他應邀在清華大學畢業典禮致詞，勉勵畢業生「讀書要讀一流的書，做人要做一流的人」，同時要大家成為「專業內要內行，專業外不外行」的知識人，並推崇沈君山前校長博學多才，兼具專業、通識與深厚的中華情懷，值得清華學生學習。

高先生也是一位重情重義的長者。在沈前校長追思會上，他說：「他把心留給了中國，把愛留給了台灣，把情留給了清華，把一生的典範留在人間。」在《張立綱傳：五院院士的故事》發表會上，他又追憶與張立綱院士多年交遊，深情緬懷這位在半導體物理領域卓有貢獻的科學家。

作為具有公共使命的出版家，他總是樂於彰顯他人的貢獻。在《十里天下》發表會上，他讚揚史欽泰院長「選擇教育而非創業」、「有名但沒有利」，並以「潤物無聲」形容其栽培後輩。在《紀律長贏》發表會上，他推崇林哲群教授「不藏私」，願將清華永續基金的操作心法與制度設計公開分享。

與高先生在人文空間午餐時，話題雖離不開出版，卻也縱論社會與時代，更能體會他的高瞻遠矚與高風亮節。我曾提及自己長年是「天下遠見讀書俱樂部」的忠實會員，訂購過數百本書，對俱樂部後來結束深感惋惜。他告訴我，其中另有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曲折。從他的談話中，我更深刻感受到，一位出版人數十年堅持理想的背後，不只有風光，也有委屈、承擔與不為人知的寂寞。

高先生一生始終在做一件事：把好的觀念帶進社會，把好的書送到讀者手中，把優秀的人介紹給更多人，也努力讓台灣走向更開放、更進步、更具世界觀的方向。他留下的不只是一家出版社、一份雜誌和數千種好書，更是一整個世代知識分子的閱讀記憶與價值座標。

在高先生的敦促及天下文化編輯的努力下，我的自傳性新書即將出版。原先期待他為書賜序，並在新書發表會上再聆雋語，如今都成為遺憾。然而轉念一想，這本書本就有他的一份心力，謹以新書敬獻給這位我由衷敬重的長者，也紀念一位以思想啟迪社會、以出版推動進步、以一生實踐知識分子責任的劃時代巨人。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

名人堂／偉大帝國的生命周期

名人堂／偉大帝國的生命周期

2026-08-04 聯合報／ 陳力俊

帝國的生命周期 (ChatGPT製作)

美國今年歡慶建國兩百五十周年，但在川普總統治下，並不顯得欣欣向榮，反而多有衰敗之象，讓人想起英國約翰．格魯布爵士的「帝國的命運與生存之道」一文。該文認為，偉大的帝國往往遵循一個持續約兩百五十年的生命周期，經歷以下幾個階段：拓荒時代、征服時代、商業時代、富裕時代、知識時代，最終走向衰落時代。

格魯布著作最大的優勢在於其比較歷史視野。他並非只研究英國或羅馬，而是比較了眾多帝國 ，並鼓勵讀者探索反覆出現的歷史模式，而非孤立事件。這種廣闊的歷史視野在今天依然令人耳目一新。

他的另一個寶貴貢獻在於強調文化和品格的重要性。格魯布認為，帝國覆滅主要並非源自於軍事失敗，而是源自於內部的漸進式變革。早期世代展現勇氣、紀律、犧牲精神和進取心；而後世則日益追求財富、安逸和個人成功。

他觀察到，繁榮往往削弱社會承擔共同犧牲的意願。這也引起多位卓越政治哲學家的共鳴。經濟成功往往改變社會優先事項，使人們的注意力從國家目標轉向個人消費。

另一方面，格魯布討論的其實主要是政治性帝國，而非文明本身。帝國可以瓦解，文明卻可能延續，甚至以新的制度和形式重生。因此，政治霸權的衰落並不必然代表文明終結。

格魯布從未用統計數據證明帝國自然存續時間約兩百五十年。起始日期和結束日期的選擇帶有一定程度隨意性，同時，許多重要的歷史案例被忽略或簡化。文明的壽命遠比文章所描述的要多變得多。

其次，這種研究常將相關性誤認為因果關係。他觀察到，知識繁榮、福利政策、移民、女性主義或公共辯論的增加都出現在衰落時期，有時甚至暗示這些發展導致衰落。然而，它們可能恰恰是繁榮的結果，或伴隨著更深層的結構性變革。現代歷史研究通常認為，國家衰落是由多種相互作用的因素造成，包括：財政壓力、人口結構變化、技術競爭、地緣政治壓力、制度僵化、環境衝擊以及領導失誤等，而非單一道德軌跡。

多數帝國的衰落，其實都是內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內部制度與社會凝聚力的削弱，使外部競爭與挑戰更容易產生致命影響；反之，強健的制度往往能吸收外部衝擊並完成自我調整。因此，「內因」與「外因」並非互斥，而是相互強化。

儘管存在這些不足，但格魯布提出的問題仍具有很高的現實意義。當今許多發達社會面臨的挑戰與其觀察結果相似。美國今日面臨的挑戰，與過去帝國既有相似處，也有根本不同。不同的是，美國仍擁有最強大的創新能力、高等教育體系、美元的國際地位，以及吸引全球人才的制度優勢。這些因素使其未來未必遵循任何既定的歷史周期，而更取決於制度改革與政治領導能否恢復社會共識。

現代歷史學家普遍否定歷史遵循固定生物生命周期的觀點。相反，他們強調路徑依賴、制度適應和偶然性。這些方法通常比格魯布的文章提供更強的實證基礎。

總而言之，每個繁榮社會都須不斷回答同一個問題：當財富、權力與知識日益累積後，是否仍能維持創業時期的責任感、節制與公共精神？歷史並不重複自己，但歷史經常以不同形式下註腳。格魯布的重要性，不在於他是否準確預測帝國的壽命，而在於提醒我們：繁榮本身，也可能孕育衰落的種子。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

 

名家縱論／超級富豪與節制權力

名家縱論／超級富豪與節制權力

2026-07-22 聯合報／ 陳力俊

財富與權力 (ChatGPT 製作)

當一個人的財富足以影響市場、媒體、科技乃至公共政策時，我們真正需要思考的，已不只是財富，而是權力。馬斯克成為全球首位財富突破一兆美元的超級富豪，使這個問題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呈現在世人面前。

有人估算，若以一百美元鈔票堆疊，一兆美元的高度將超過一千公里。又有人指出，美國第一位身價達到十億美元的富豪約翰．洛克斐勒，其財富巔峰時約占美國ＧＤＰ的百分之一點五；而馬斯克的財富占比已超過百分之三，淨資產相當於美國普通家庭財富的五百萬倍以上。

面對如此驚人的財富集中現象，美國政治思想史學者威廉斯日前在紐時撰文，重新喚起人們對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思想的關注。柏拉圖曾主張，在一個繁榮而穩定的共和國中，任何公民擁有的財富若超過最貧困者的四倍，超出部分便應捐獻給城邦，以維持社會的和諧與平衡。

在《理想國》中，柏拉圖藉蘇格拉底之口指出，一個貧富懸殊的國家實際上已不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而是「兩個國家」，分為富人的國家與窮人的國家。雖然他們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卻彼此猜忌、防範，甚至相互算計。

另一方面，柏拉圖的另一項主張：「非常富有的人不可能同時善良。」這種判斷恐怕過於武斷。問題其實不在於財富本身，而在於財富如何取得，財富如何使用，財富是否轉化為壟斷權力。

最值得警惕的是財富與權力的結合。柏拉圖真正關心的議題是當巨額財富轉化為政治權力時，民主制度是否仍能維持平衡？

尤其美國最高法院新近取消對政黨和候選人的支出限制，讓「法律制度維護民主合法性」受到質疑。當代社會最大的風險是財富高度集中，政治獻金失衡，媒體控制集中以及科技平台壟斷。當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互相強化時，民主制度便可能逐漸演變成寡頭政治。

若從更宏觀的角度看，柏拉圖留給廿一世紀最大的啟示或許是：真正的文明，不在於少數人能累積多少財富，而在於多數人是否能共享尊嚴、機會與希望。這或許才是柏拉圖穿越兩千四百年後，仍值得我們反覆思索的核心命題。

當極少數人掌握過度集中的財富與影響力時，社會是否仍能維持公平與平衡？

馬斯克曾公開表示，「盲目的同理心」損害文明整體利益。他較強調整體效率，而柏拉圖則更重視共善，兩種價值取向形成鮮明對比。

柏拉圖也呼籲公民，包括少數仍保有公平意識的富人，盡其所能促進社會正義。在他看來，改變首先始於價值觀的改變。社會必須重新認識極端貪婪的危險性，並對無限制追逐財富的行為保持警惕。柏拉圖的弟子亞里斯多德認為：最大的政治危機不是貧窮，而是中產階級消失，兩者共同目標都是避免寡頭政治。歷史經驗顯示，健康而壯大的中產階級，往往是民主制度最穩定的社會基礎。

在ＡＩ時代，柏拉圖不可能想像，ＡＩ革命使財富的邊際影響力急遽增加。當資本、資料、算力與演算法形成自我強化循環，財富便不再只是財富，而成為足以影響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新型權力。

真正成熟的文明，不在於限制成功，而在於任何成功都必須受到制度的節制；任何權力，都不能凌駕於法治、公平競爭與公共利益之上。唯有如此，創新才能造福社會，民主才能歷久彌新。（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