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從未離開五角大廈

名人堂／矽谷從未離開五角大廈

2026-08-30 聯合報／ 陳力俊

矽谷與五角大廈 (ChatGPT 製作)

川普重返白宮後，矽谷最有權勢的企業家們紛紛倒向川普陣營，讓許多美國人感到驚訝。這些曾擁護全球化和消費性應用的執行長和投資者，突然轉而擁抱愛國主義和先進武器。

長期報導美國國防與國安議題的莎朗．溫伯格在《紐時》撰文指出，不要誤解這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政治轉變或態度的改變。矽谷最大的神話莫過於「矽谷與五角大廈之間的意識形態鴻溝無法逾越」這種說法。

對科技公司而言，白宮主人的個性和政治傾向遠不如他是否願意接受矽谷的產品重要。在科技企業眼中，聯邦政府是一個規模龐大的採購者，而矽谷轉向軍方，以及轉向川普，與其說是政治轉變，不如說是市場適應。

首先，矽谷與五角大廈從來不是截然對立。矽谷早期的半導體、電腦、網路與航太科技，本來就深受冷戰軍事經費與政府採購扶植。換言之，軍事科技並非矽谷後來才進入的新領域，而是它的歷史起點之一。

其次，矽谷在廿一世紀初遠離軍方，並不完全出於反戰或自由主義價值，而是因消費市場和中國市場提供更大的商機。蘋果、Google、Facebook及各家創投公司面向的是數十億消費者，五角大廈反而顯得採購程序繁瑣、獲利空間有限。

再者，當中國市場逐漸關閉、中美競爭加劇，而ＡＩ、無人機、衛星、資安與擴增實境成為美國國防部大量採購的項目後，矽谷重新發現軍方是資金雄厚的大顧客。因此，科技企業轉向川普與五角大廈，主要不是意識形態轉變，而是資本尋找新市場。

以 Google為例，二○一八年一度因員工抗議，退出五角大廈的ＡＩ「Maven計畫」；僅僅幾年後，卻又積極爭取國防合約。與其說完全出於愛國主義，不如說主要受到市場利益與國安需求的共同推動。美國聯邦政府，尤其是五角大廈，已成為全球ＡＩ及自主武器的重要客戶之一；這些技術也被美軍視為未來戰爭，尤其是印太地區潛在衝突的重要作戰工具。

二○二六年，Anthropic因其ＡＩ模型的使用限制與五角大廈發生激烈爭議後，Google等科技公司同意向國防部的機密網路提供ＡＩ服務。對Anthropic而言，爭議不在於是否為五角大廈服務或是否應與中國競爭，而在於公司能否限制模型被用於大規模監控及完全自主的致命武器。這也顯示矽谷的國防轉向雖受到龐大利益驅動，企業倫理與技術控制權仍是無法完全抹去的界線。

二○一四年，Facebook對進入中國市場仍充滿期待。十餘年後，Facebook已更名為Meta，並與國防新創公司Anduril合作開發軍用擴增實境裝備，爭取規模龐大的美軍採購市場。從爭取中國消費者到服務美國軍方，這正是矽谷市場重心轉移的鮮明縮影。

這篇文章最大的貢獻，是揭示矽谷政治姿態背後的經濟結構：當全球消費市場與中國市場退潮，國防、ＡＩ與國安便成為新的成長引擎。它成功說明，矽谷轉向軍方並不完全是川普造成的，而是歷史回歸、地緣政治與資本逐利共同作用的結果。

矽谷並非突然由和平主義者變成軍國主義者；它原本就是商業資本、政府資助與軍事需求共同孕育的產物。今日真正的變化，不只是顧客由消費者轉為五角大廈，更是國安、企業利益與科技權力正在重新結合。值得警惕的，不只是企業從戰爭中獲利，而是這種新結合將由誰監督、又由誰承擔後果。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

無人機預算雖過 仍應警惕陸「火力封鎖」

無人機預算雖過 仍應警惕陸「火力封鎖」
2026-08-28 聯合報／ 曾士宇／大學教師（新竹市）

火力封鎖 (ChatGPT 製作)

近年來兩岸政治互信持續下降，賴政府的兩岸政策、國防措施及漢光演習，也顯示決策當局已將台海戰爭視為須認真面對的風險。無論人們對政府兩岸政策持何種看法，都不能否認台海衝突風險正在升高。社會除了期待透過對話、交流或政黨輪替改善兩岸關係，也須正視北京可能採取的軍事手段。

從俄烏戰爭到美以伊戰爭，均可看出無人機是「以小博大」利器。立法院昨天在藍白人數優勢下，通過藍版的無人機相關條例。然而對台海來說，無人機戰備固然重要，卻也可能導致忽略其他選項。

分析人士通常將大陸對台軍事行動分為三類：入侵直接控制台灣；聯合火力打擊轟炸台灣的城市與政治機構，迫使投降；由海上封鎖促使台灣屈服。但最近政治分析家尤金．戈爾茲與柯比．戴維斯在《外交事務》撰文指出，這些選項對中國來說都是高成本的賭注。封鎖將增加直接攻擊第三方的風險，使中國可能同時與美國等國際強權作戰。

該文指出，北京有一個被忽視的選項，可能產生傳統封鎖效果，但成本較低，即「火力封鎖」，針對台灣港口基礎設施的導彈攻擊行動。此類打擊不會像登陸或聯合火力打擊那樣，集中在台灣城市核心地區進行大規模戰鬥行動，也不會像傳統封鎖那樣危及第三方船隻；且火力封鎖只會使用少量飛彈，針對台灣港口狹窄目標，因此避免在島嶼周圍設置封鎖線，也不會讓中國海軍暴露於台灣防禦性飛彈攻擊之下。

在火力封鎖下，國際商船仍可自由繞島航行，意味著日、韓等東亞國家幾乎能不受干擾地繼續大部分貿易；船隻甚至可航行至台灣，但無法在嚴重受損的港口裝卸貨物。模擬此類攻擊模型顯示，中國僅用數百枚彈道飛彈，就能大幅切斷台灣的貿易並長期壓制其貿易。

兩位作者模擬結果顯示，中國在一百天內發射少於五百枚飛彈，便可將台灣進口量降至和平時期的一成五；北京無需主動追蹤和攔截前往台灣的商船，降低與外部勢力直接對抗的可能性；中國也能有信心，國際船隻在停靠時不會意外命中，且盡可能避免傷害平民。

在火力封鎖下，如同傳統封鎖，台灣的損害主要來自供應短缺與物價上漲。

總體而言，火力封鎖能有效利用中國的軍事資源，共軍將能保留大部分能力以威懾美國及他國援助台灣。介入總是有可能，但相較於其他選擇，火力封鎖能將此風險降到最低，故台灣及其國際夥伴應為此類策略做好準備。投資應對中國傳統威脅固然重要，但還不夠。台灣應為港口和民眾做好準備，應對可能因火力封鎖而中斷的補給。

名人堂／美國陷入的新永恆戰爭

 名人堂／美國陷入的新永恆戰爭

2026-08-18 聯合報／ 陳力俊

美國陷入的新永恆戰爭 (ChatGPT 製作)

正如美國在伊朗的泥淖所顯示，戰爭幾乎總是比開始更難停止。根據曾任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的蘭德（Dafna H.Rand）在《外交事務》發表「新永恆戰爭：美國如何陷入盟友的爭鬥」一文，分析華盛頓試圖主要依賴空中力量，避免派遣地面部隊，以免捲入所謂「永恆的戰爭」。但在許多國家，美國並非直接參與，而是裝備親密盟友以對抗共同威脅與共同敵人。

二○一五年，華盛頓支援沙烏地領導的聯軍對抗葉門胡塞武裝。二○二二年起，支持烏克蘭抵禦俄羅斯入侵。二○二三年哈瑪斯襲擊以色列、加薩戰爭爆發後，美國持續向以色列提供軍事與外交支持。在這三場戰爭中，華盛頓都提供或出售了大量軍事裝備，並給予不同程度的情報、訓練與外交支持。然而，軍事支援的成效與政治控制力並不成正比。美國成為戰爭持續能力的重要供應者，卻未必擁有相應的終戰決定權。

傳統的「永恆戰爭」是美軍親自作戰，新的「永恆戰爭」則可能變成美軍不大量上戰場，但美國的武器、情報、金錢與外交力量長期留在戰場。美國從阿富汗、伊拉克得到的教訓是「不要再派數十萬美軍打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但它的替代方案：武裝盟友、提供情報、空中力量及外交支持，並沒有真正解決「如何結束戰爭」這個根本問題。

蘭德真正討論的並不是「美國是否應該援助盟友」，而是如果不能有效影響盟友的戰爭目標、作戰方式與停戰時機，那麼「支援盟友」本身就可能成為另一種形式的永恆戰爭。

他指出美國援助盟國的「槓桿悖論」。在盟友最危急、最需要美國的時候，美國面臨道德、政治與戰略壓力，不便立即要求盟友限制戰爭目標、約束軍事行動，甚至預先討論停火，很容易被視為「在盟友最困難的時候扯後腿」。

可是等戰爭進行一段時期後，盟友已建立自己的戰爭目標，美國已投入大量資源與聲譽，更難抽身；同時，美國國內民意和國會支持卻逐漸下降，結果是美國的物資投入愈來愈多，政治影響力反而可能愈來愈小。

作者打破一種常見錯覺：美國提供武器，所以受援助者就應按華盛頓意思行事。實際則並非如此。各國領導人都有自己的國內政治、國家利益、歷史記憶與政治生存需求。作者指出較小的盟友甚至能反過來影響美國政治。他們可訴諸國會、媒體、利益團體與美國輿論，繞過白宮。這使傳統「大國控制小國」的權力模型變得複雜：美國有武器槓桿，盟友也有政治槓桿。

本文最值得注意的是軍事援助本身不是戰略。武器可以幫助盟友打仗，卻不能回答五個更高層次的問題：為何而戰？打到什麼程度？什麼叫勝利？什麼時候停止？ 如果盟友對「勝利」的定義與美國不同，美國究竟是在支持盟友，還是在承擔一場自己無法決定終局的戰爭？

廿一世紀美國面臨的戰略風險，也許已不只是自己發動一場錯誤的戰爭，而是在沒有共同終局、沒有援助條件，也沒有退出機制的情況下，逐步承擔盟友延續戰爭的責任。這正是霸權管理同盟最深刻的困境：既不能拋棄盟友，又不能完全控制盟友；既要維持安全承諾的可信度，又要避免被盟友拖入無法結束的戰爭。大國如果只有支持盟友作戰的能力，卻沒有協助盟友結束戰爭的能力，那麼再強大的軍事力量，也不能稱為完整的戰略。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

名家縱論／劃時代的巨人高希均先生

名家縱論／劃時代的巨人高希均先生

2026-08-08 聯合報／ 陳力俊

書生報國的典範

一生倡導進步觀念

追求和平幸福

斯人已遠

天下文化創辦人高希均先生六日辭世，消息傳來，歷任大學校長群組裡一片哀悼之聲，咸認他是「書生報國的典範」，無論文筆、口才、見地及對時代的貢獻，均令人讚嘆。我則加上一句：「劃時代的巨人。」斯人遠行，令人萬分不捨。

案頭的《高希均回憶錄》，封面上是他溫文儒雅、帶著親切笑容的照片，副標題則是「從『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到『和平幸福』」。這正是他一生倡導進步觀念、追求和平幸福的寫照，也是經濟學家、教育家、出版家與思想傳播者的人生智慧與實踐。

高先生的貢獻，不只創辦《遠見》與天下文化，也不只出版數千種好書，而在數十年如一日，把經濟學的理性、出版人的使命、知識分子的良知與對社會的關懷結合起來。在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從製造經濟走向知識經濟、從封閉走向全球化的關鍵年代，始終站在觀念傳播的前線。

回想近年與高先生交誼，前後至少有十一次：六次在清華大學，三次承蒙他在天下文化「人文空間」接待共進午餐，一次在台灣聯大舉辦的國際研討會，最後一次則是今年六月一日他的回憶錄新書發表會。每一次相聚，都使我受益良多，深受啟發。

二○一二年，他應邀在清華大學畢業典禮致詞，勉勵畢業生「讀書要讀一流的書，做人要做一流的人」，同時要大家成為「專業內要內行，專業外不外行」的知識人，並推崇沈君山前校長博學多才，兼具專業、通識與深厚的中華情懷，值得清華學生學習。

高先生也是一位重情重義的長者。在沈前校長追思會上，他說：「他把心留給了中國，把愛留給了台灣，把情留給了清華，把一生的典範留在人間。」在《張立綱傳：五院院士的故事》發表會上，他又追憶與張立綱院士多年交遊，深情緬懷這位在半導體物理領域卓有貢獻的科學家。

作為具有公共使命的出版家，他總是樂於彰顯他人的貢獻。在《十里天下》發表會上，他讚揚史欽泰院長「選擇教育而非創業」、「有名但沒有利」，並以「潤物無聲」形容其栽培後輩。在《紀律長贏》發表會上，他推崇林哲群教授「不藏私」，願將清華永續基金的操作心法與制度設計公開分享。

與高先生在人文空間午餐時，話題雖離不開出版，卻也縱論社會與時代，更能體會他的高瞻遠矚與高風亮節。我曾提及自己長年是「天下遠見讀書俱樂部」的忠實會員，訂購過數百本書，對俱樂部後來結束深感惋惜。他告訴我，其中另有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曲折。從他的談話中，我更深刻感受到，一位出版人數十年堅持理想的背後，不只有風光，也有委屈、承擔與不為人知的寂寞。

高先生一生始終在做一件事：把好的觀念帶進社會，把好的書送到讀者手中，把優秀的人介紹給更多人，也努力讓台灣走向更開放、更進步、更具世界觀的方向。他留下的不只是一家出版社、一份雜誌和數千種好書，更是一整個世代知識分子的閱讀記憶與價值座標。

在高先生的敦促及天下文化編輯的努力下，我的自傳性新書即將出版。原先期待他為書賜序，並在新書發表會上再聆雋語，如今都成為遺憾。然而轉念一想，這本書本就有他的一份心力，謹以新書敬獻給這位我由衷敬重的長者，也紀念一位以思想啟迪社會、以出版推動進步、以一生實踐知識分子責任的劃時代巨人。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

名人堂／偉大帝國的生命周期

名人堂／偉大帝國的生命周期

2026-08-04 聯合報／ 陳力俊

帝國的生命周期 (ChatGPT製作)

美國今年歡慶建國兩百五十周年，但在川普總統治下，並不顯得欣欣向榮，反而多有衰敗之象，讓人想起英國約翰．格魯布爵士的「帝國的命運與生存之道」一文。該文認為，偉大的帝國往往遵循一個持續約兩百五十年的生命周期，經歷以下幾個階段：拓荒時代、征服時代、商業時代、富裕時代、知識時代，最終走向衰落時代。

格魯布著作最大的優勢在於其比較歷史視野。他並非只研究英國或羅馬，而是比較了眾多帝國 ，並鼓勵讀者探索反覆出現的歷史模式，而非孤立事件。這種廣闊的歷史視野在今天依然令人耳目一新。

他的另一個寶貴貢獻在於強調文化和品格的重要性。格魯布認為，帝國覆滅主要並非源自於軍事失敗，而是源自於內部的漸進式變革。早期世代展現勇氣、紀律、犧牲精神和進取心；而後世則日益追求財富、安逸和個人成功。

他觀察到，繁榮往往削弱社會承擔共同犧牲的意願。這也引起多位卓越政治哲學家的共鳴。經濟成功往往改變社會優先事項，使人們的注意力從國家目標轉向個人消費。

另一方面，格魯布討論的其實主要是政治性帝國，而非文明本身。帝國可以瓦解，文明卻可能延續，甚至以新的制度和形式重生。因此，政治霸權的衰落並不必然代表文明終結。

格魯布從未用統計數據證明帝國自然存續時間約兩百五十年。起始日期和結束日期的選擇帶有一定程度隨意性，同時，許多重要的歷史案例被忽略或簡化。文明的壽命遠比文章所描述的要多變得多。

其次，這種研究常將相關性誤認為因果關係。他觀察到，知識繁榮、福利政策、移民、女性主義或公共辯論的增加都出現在衰落時期，有時甚至暗示這些發展導致衰落。然而，它們可能恰恰是繁榮的結果，或伴隨著更深層的結構性變革。現代歷史研究通常認為，國家衰落是由多種相互作用的因素造成，包括：財政壓力、人口結構變化、技術競爭、地緣政治壓力、制度僵化、環境衝擊以及領導失誤等，而非單一道德軌跡。

多數帝國的衰落，其實都是內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內部制度與社會凝聚力的削弱，使外部競爭與挑戰更容易產生致命影響；反之，強健的制度往往能吸收外部衝擊並完成自我調整。因此，「內因」與「外因」並非互斥，而是相互強化。

儘管存在這些不足，但格魯布提出的問題仍具有很高的現實意義。當今許多發達社會面臨的挑戰與其觀察結果相似。美國今日面臨的挑戰，與過去帝國既有相似處，也有根本不同。不同的是，美國仍擁有最強大的創新能力、高等教育體系、美元的國際地位，以及吸引全球人才的制度優勢。這些因素使其未來未必遵循任何既定的歷史周期，而更取決於制度改革與政治領導能否恢復社會共識。

現代歷史學家普遍否定歷史遵循固定生物生命周期的觀點。相反，他們強調路徑依賴、制度適應和偶然性。這些方法通常比格魯布的文章提供更強的實證基礎。

總而言之，每個繁榮社會都須不斷回答同一個問題：當財富、權力與知識日益累積後，是否仍能維持創業時期的責任感、節制與公共精神？歷史並不重複自己，但歷史經常以不同形式下註腳。格魯布的重要性，不在於他是否準確預測帝國的壽命，而在於提醒我們：繁榮本身，也可能孕育衰落的種子。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

 

名家縱論／超級富豪與節制權力

名家縱論／超級富豪與節制權力

2026-07-22 聯合報／ 陳力俊

財富與權力 (ChatGPT 製作)

當一個人的財富足以影響市場、媒體、科技乃至公共政策時，我們真正需要思考的，已不只是財富，而是權力。馬斯克成為全球首位財富突破一兆美元的超級富豪，使這個問題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呈現在世人面前。

有人估算，若以一百美元鈔票堆疊，一兆美元的高度將超過一千公里。又有人指出，美國第一位身價達到十億美元的富豪約翰．洛克斐勒，其財富巔峰時約占美國ＧＤＰ的百分之一點五；而馬斯克的財富占比已超過百分之三，淨資產相當於美國普通家庭財富的五百萬倍以上。

面對如此驚人的財富集中現象，美國政治思想史學者威廉斯日前在紐時撰文，重新喚起人們對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思想的關注。柏拉圖曾主張，在一個繁榮而穩定的共和國中，任何公民擁有的財富若超過最貧困者的四倍，超出部分便應捐獻給城邦，以維持社會的和諧與平衡。

在《理想國》中，柏拉圖藉蘇格拉底之口指出，一個貧富懸殊的國家實際上已不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而是「兩個國家」，分為富人的國家與窮人的國家。雖然他們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卻彼此猜忌、防範，甚至相互算計。

另一方面，柏拉圖的另一項主張：「非常富有的人不可能同時善良。」這種判斷恐怕過於武斷。問題其實不在於財富本身，而在於財富如何取得，財富如何使用，財富是否轉化為壟斷權力。

最值得警惕的是財富與權力的結合。柏拉圖真正關心的議題是當巨額財富轉化為政治權力時，民主制度是否仍能維持平衡？

尤其美國最高法院新近取消對政黨和候選人的支出限制，讓「法律制度維護民主合法性」受到質疑。當代社會最大的風險是財富高度集中，政治獻金失衡，媒體控制集中以及科技平台壟斷。當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互相強化時，民主制度便可能逐漸演變成寡頭政治。

若從更宏觀的角度看，柏拉圖留給廿一世紀最大的啟示或許是：真正的文明，不在於少數人能累積多少財富，而在於多數人是否能共享尊嚴、機會與希望。這或許才是柏拉圖穿越兩千四百年後，仍值得我們反覆思索的核心命題。

當極少數人掌握過度集中的財富與影響力時，社會是否仍能維持公平與平衡？

馬斯克曾公開表示，「盲目的同理心」損害文明整體利益。他較強調整體效率，而柏拉圖則更重視共善，兩種價值取向形成鮮明對比。

柏拉圖也呼籲公民，包括少數仍保有公平意識的富人，盡其所能促進社會正義。在他看來，改變首先始於價值觀的改變。社會必須重新認識極端貪婪的危險性，並對無限制追逐財富的行為保持警惕。柏拉圖的弟子亞里斯多德認為：最大的政治危機不是貧窮，而是中產階級消失，兩者共同目標都是避免寡頭政治。歷史經驗顯示，健康而壯大的中產階級，往往是民主制度最穩定的社會基礎。

在ＡＩ時代，柏拉圖不可能想像，ＡＩ革命使財富的邊際影響力急遽增加。當資本、資料、算力與演算法形成自我強化循環，財富便不再只是財富，而成為足以影響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新型權力。

真正成熟的文明，不在於限制成功，而在於任何成功都必須受到制度的節制；任何權力，都不能凌駕於法治、公平競爭與公共利益之上。唯有如此，創新才能造福社會，民主才能歷久彌新。（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

名人堂／一場美以伊都輸的戰爭

名人堂／一場美以伊都輸的戰爭

2026-07-03 聯合報／ 陳力俊

中東戰爭 (ChatGPT 製作)

沒有真正贏家 (ChatGPT 製作)

今年的美以伊戰爭始於美國與以色列於二月廿八日猛轟伊朗，雖然初期重創伊朗，但遭遇宗教式的負隅頑抗，不僅伊朗生命與財產損失慘重，美以在戰爭耗費與聲譽上，也遭到重創。

這波戰爭，肇始於統治加薩的哈瑪斯組織於二○二三年十月七日，發動對以色列的奇襲，導致以色列大規模反擊報復，開啟了中東戰爭的序幕。期間以色列並多方打擊盤踞黎巴嫩而為「伊朗代理人」的真主黨。

雖然美伊已於六月十九日簽訂代表初步和平協議的諒解備忘錄，基礎甚為脆弱，和戰前途仍未明朗。紐時專欄作家佛里曼日前即已斷言：「這是一場以色列、伊朗、真主黨、哈瑪斯和美國的領導人都輸了的戰爭。」

哈瑪斯的戰爭目標是透過入侵以色列，引發一場地區性起義，幫助他們消滅這個猶太國家。以色列總理內唐亞胡隨即發動幾近種族滅絕的戰爭。由於哈瑪斯將自身勢力滲透到加薩平民之中，加薩平民遭受以色列殘酷報復的蹂躪。據加薩衛生部統計，以色列造成絕大多數是平民（包括數千名兒童）、共超過七萬人死亡，另有至少十七萬人受傷，約占戰前加薩人口的一成。

以色列在加薩的殘酷作為，使猶太人爭取在其聖經故土上實現自決的運動，如今已成全球大學校園、自由派政黨乃至一些保守派政黨的禁忌詞彙。以色列藝術家和學者如今在許多地方都不再受歡迎。美伊簽訂協議未讓以色列參與，美國副總統范斯更直言「川普是目前全球唯一同情以色列的元首」、「九百萬人國家別只想靠殺戮解決一切」。而哈瑪斯仍然控制著加薩走廊四成的地區，同時與巴勒斯坦實現和平的希望愈趨渺茫。

哈瑪斯方面，無論它在巴勒斯坦事務上贏得了多少公關勝利，都無法將其轉化為巴勒斯坦建國的持久政治成果，加薩走廊約兩百萬巴勒斯坦人如今的生活更加悲慘，哈瑪斯難辭其咎。

真主黨將整個黎巴嫩拖入了一場與以色列的戰爭。如今，以色列軍隊遍布黎巴嫩南部，並大舉摧毀什葉派村莊與社區，大約一百萬黎巴嫩人淪為本國的難民，真主黨也暴露了其真面目，本質是為伊朗利益服務的外圍組織 。

儘管付出了數十名高級官員和軍事指揮官生命以及大量軍事設施與裝備的損失，伊朗政權在最初的美以聯合攻擊中倖存下來後，封鎖了荷莫茲海峽，切斷了全球約二成的原油供應。伊朗也襲擊美國的海灣盟友，但伊朗並無計脫離民生凋敝困境，前途黯淡。

至於川普，一位曾承諾使伊朗「無條件投降」的美國總統，最後卻讓伊朗得以無限期地生存下去。紐時即指出，分析人士認為該備忘錄似乎給予伊朗多項直接利益，會獎勵並助長伊朗的氣焰，卻無法確保美國實現川普在衝突之初設定的主要目標。

戰爭最大的輸家，仍是被迫承受戰火、流離失所的數百萬平民，同時波及全球。據世界銀行六月十一日發布的報告，揭示能源價格高漲帶來的後果，下修今年全球經濟成長從百分之二點九至二點五，如衝突升級，更恐降至百分之一點三。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名言：「每一支造好的槍、每一艘下水的戰艦、每一枚發射的火箭，從根本上來說，都是對那些飢寒交迫、無糧無衣之人的偷竊。」應為世人所警惕。（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