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權與國際法的兩難

 強權與國際法的兩難

美國權力與國際法的兩難 (ChatGPT 製作)

在川普大幅衝擊既有國際規範，而拜登倡導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又因加薩戰爭遭受嚴重質疑之後，美國外交政策應何去何從？核心問題是：國際法究竟能否約束強權、制止暴行，抑或只是被大國選擇性運用的政治工具？

研究國際法與歷史記憶的作家琳達・金斯特勒在《紐約時報》播客節目中接受埃茲拉・克萊因訪問指出，國際法不只是國際刑事法院、國際法院、聯合國及各種條約，也是一套規範國家行為的共同語言。它的理想，是以法律取代暴力與復仇；但由於缺乏真正的世界政府和強制執行力量，往往無法阻止戰爭。嚴格的法律構成要件雖有防止任意定罪之必要，卻也可能被交戰國利用，將嚴重傷害包裝成合乎軍事必要性的行動。

美國正面臨兩種相互衝突的權力願景：一種是川普式的「權力政治」，認為美國不應受國際機構束縛，可以憑實力與意志單邊行動；另一種則主張美國應嚴格遵守國際法，即使因此不能採取自認正當的行動，也必須接受約束。文章認為，毫無節制的強權未必能使美國更強大，反而可能使其誤判、孤立並走向衰敗；國際法的價值，恰在於約束超級強權最危險的衝動。

然而，美國長期以來選擇性對待國際法：支持國際刑事法院追究普丁，卻反對其調查美國人員及以色列領導人，甚至制裁法院法官。這種雙重標準，在加薩戰爭中尤其明顯。拜登政府一方面宣稱維護國際秩序，一方面提供武器並保護以色列，使美國被許多人視為暴行的共謀，也令民主黨內部對自由國際主義產生深刻分裂。

中國則正試圖填補美國弱化參與國際制度所留下的空間，藉由強調主權與領土完整來塑造國際法。但中國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及其他事務的立場，也顯示它同樣選擇性解釋主權原則。這說明國際法既可以約束權力，也可以成為權力的表達與競爭工具。

文章進一步指出，國際法的作用可能不只在預防與懲罰，也在於確認歷史責任、保存集體記憶及補償受害者。即使法院不能阻止暴行，其裁決仍能確認法律責任，並深刻影響後世對事件的道德評價；但若人們把所有希望都寄託在法院，便會忽略政治領導力的重要性。法律只能提供框架，不能取代政治人物作出艱難的道德判斷。

今日世界愈來愈由持久和平協議轉向停火、臨時安排與「沒有終點的戰爭」。在多極化、政治意願不足及大國競爭之下，烏克蘭與加薩即使停戰，也很可能只能得到不公正而脆弱的和平。國際法因此成為一個帶有悲劇性的領域：它承載崇高理想，卻只能透過不完善的制度加以落實。

全文的結論是，美國不能簡單宣稱「回到規則」；過去由美國霸權支撐的自由國際秩序已難以恢復。未來的外交政策需要重新建立道德想像，把國際法轉化為可實際改善人民生活的制度，例如支持國際法院、補償受害者、建立損失登記及修復機制。真正的改革方向，應是從抽象的法律程序走向「修復性政治」：不僅判定誰違法，更要彌補戰爭造成的創傷與裂痕。修復不能代替制止暴力，卻能使國際法在預防和懲罰失敗之後，仍對受害者產生實質意義。

世界真正需要的，不是沒有權力的法律，也不是不受法律約束的權力，而是有能力執行的法律，以及願意接受法律節制的權力。

美國的「軟性分手」說

 名人堂／美國政治的「軟性分手」說

2026-09-13 聯合報／ 陳力俊

美國的軟性分手 (ChatGPT 製作)

在川普輸掉二○二○年大選到他的支持者衝擊國會大廈的幾周裡，保守派廣播名嘴拉什．林博曾對數百萬聽眾宣稱：「我們正在走向分裂。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觀、政府理念、事務管理理念不可能和平共處。」

廿個月後，就在ＦＢＩ在海湖莊園查獲一百多份帶有機密標記的文件當天，紐時報導稱，「推特上提及『內戰』的貼文在短短幾個小時內飆升了近卅倍」。自二○二一年以來，多項民意調查顯示，約三分之一美國人認為，未來十年可能爆發內戰。

美國作家庫爾特．安德森於紐時撰文，他以婚姻瀕臨破裂比喻美國政治現狀，提出「美國尚未正式分裂，卻已進入事實上的軟性分離」之說，讀來生動、有警醒力，也確實抓住當代美國政治的一項重要變化。

安德森最重要的觀察，是美國的分裂已不只是選舉時的相互攻訐，而逐漸形成不同州之間的「平行治理體系」：共和黨執政州抵制民主黨主政時的聯邦槍枝、移民及環境政策；民主黨執政州則抵制共和黨主政時的聯邦移民、墮胎、疫苗及氣候政策。同黨州政府結成聯盟，以訴訟、行政合作及政策協調對抗白宮。聯邦政府也可能依州的政治立場，差別分配經費或執行政策。但應注意，紅藍的對抗並非在性質與程度上完全對稱；依法尋求司法救濟，與否認選舉結果或按政治忠誠分配國家資源，對憲政秩序造成的危害並不相同。

這確實比一般所說的「政治極化」更進一步。極化主要是人民意見分歧；「軟性分裂」則表示分歧已經制度化、地域化，州政府開始把聯邦政府視為需要防範甚至抵制的外部力量。

從建國之初，美國就一直處於一種微妙的平衡狀態：各州既要維護自身利益與地方自主，又要作為一個整體共同行動。

以史為鑑，十九世紀上半葉，南方各州以州權為由捍衛奴隸制度；隨著南北利益與價值衝突日益尖銳，歷屆政府雖曾透過妥協維持聯邦，卻始終無法解決奴隸制這項根本矛盾，終於導致內戰。如今，川普總統屢次表示將優待支持他的州與城市，並懲罰他所認定的「不忠」地區。這種把聯邦資源與政治忠誠相連結的做法，勢必進一步侵蝕聯邦共同體。

安德森早在二○二二年即曾提出「協議分手」的構想，但這一設想低估了美國幅員遼闊、人口構成複雜，以及眾多聯邦議題難以切割的現實。近期以不幸婚姻描述美國的軟性分離，較為中肯。然而美國的紅藍分歧並非沿著清楚的地理或民族邊界分布，而是深入各州、各城市乃至許多家庭；即使形式上分家，衝突也不會因此消失。

美國尚未瀕臨正式解體，卻已出現若干「軟性分離」的徵兆。真正值得憂慮的不是紅州與藍州政策不同，而是雙方逐漸不再承認共同規則，不再把對方視為可以輪替執政的合法競爭者。

值得台灣借鑑的是：建立透明、公式化的中央補助款分配制度；重大制度改革尋求跨黨派協商；強化司法、文官與選務機關的政治中立；避免把反對黨支持者描述成國家的敵人；改善選舉制度與媒體環境，降低「贏者全拿」的心態。這些都是值得優先採取的制度性處方。（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

中亞三國經典行 (二): 哈薩克阿拉木圖

 中亞三國經典行 (二): 哈薩克阿拉木圖

第 一 天 (9/14) 13：00乘中國國際航空 CA186 班機自桃園出發，於16：15抵北京 ，改乘17：30中國國際航空 CA799飛阿拉木圖，經約6H10MIN，於當地時間20：40抵達達，兩地時差為三小時。

「哈薩克」的意思為：獨立自主的、心靈自由的，也暗示了歐亞游牧民族的獨特文化；「斯坦」（-stan）則來源於波斯語的後綴，指「地方」，所以根據此，「哈薩克斯坦」是指「哈薩克人之地」。

阿拉木圖：蘇聯時期有「蘋果城」之美稱；因城市沿著天山山脈下而建，雪山與城市相互應和。 置身於此，就像任何一個歐洲城市一樣，熱鬧的商業氣息，讓這裡成為中亞最欣欣向榮的展覽集 散地。市區佈局整齊，建築物把哈薩克斯坦的民族風格與現代化美學融為一體，有寬闊平坦的林 蔭道，舉目可見天山山脈，令人身心舒暢！

排華

1864 伊犁將軍

突厥語

遊牧民族

蘇聯

李白

李陵

晚宿 Mildom Residence hotel 或同級 。

第二天 (9/15) 早上在阿拉木圖市區觀光。

★阿拉木圖中央清真寺：阿拉木圖的中央清真寺，是阿市最大的清真寺。建設工程開始於 1996 年，1999 年 7 月完工建成。 中央清真寺的圓頂直徑為 20 公尺，高 36 公尺。五座宣禮塔中最高的一座高達 47 公尺。清真寺 可容納 2,000 人同時禮拜。中央清真寺的圓頂原為藍色，2009 年中期重新整修改用金色板材覆 蓋。

◎潘菲洛夫公園：是以蘇聯英雄潘菲洛夫命名，為了紀念二戰時期時在戰爭中犧牲的阿拉木圖步 兵分隊的 28 名勇士而建立的。這是一個面積廣闊，林木茂盛的公園，除了緬懷先烈，也是當地 新婚攝影愛來的地方之一。公園有座巨大的戰爭紀念碑，從正面仔細看就能發現其造型就是前蘇 聯的版圖，述著過去的歷史與榮耀。

◎升天大教堂：是一座東正教教堂，據說是世界現存第二高木結構建築，建築物並沒有用任何釘 子建造，還奇蹟般經歷過 1911 年阿拉木圖強烈地震後還倖存的建築之一，也是阿拉木圖沙皇時 期少數倖存的建築之一。2004 年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物古蹟保護獎傑出項目獎， 教 堂內的聖像及壁畫，皆由俄羅斯工匠繪畫，精緻如藝術品，讓教堂成為內外🖃備的藝術品。

★哈薩克斯坦國家樂器博物館：也稱為哈薩克斯坦民族樂器博物館，博物館成立於 1980 年，展 出哈薩克斯坦各種民族樂器。博物館的館舍前身原是軍官會議議俱樂部 【下車參觀】阿拉木圖中央清真寺、潘菲洛夫公園、升天大教堂 【入內參觀】國家樂器博物館。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哈薩克風味料理 住宿 Mildom Residence hotel 或同級 晚餐 哈薩克風味料理 

中亞三國經典行 (一)

中亞三國經典行 (一)

中亞三國 (ChatGPT 製作)

醞釀已久的中亞旅遊終於敲定，將於九月十四日展開中亞三國經典之旅。

中亞五國包含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吉爾吉斯與塔吉克。各國差異顯著：哈薩克最為現代富裕且幅員遼闊；烏茲別克擁有豐富的絲路古城與伊斯蘭建築；土庫曼高度封閉，並以卡拉庫姆沙漠、「地獄之門」天然氣坑等特殊地貌聞名；吉爾吉斯完整保留高山游牧生活；塔吉克則以帕米爾高原的壯麗險峻與波斯文化為主。

五國在國土面積、人口規模與經濟體量上呈現極大的不對稱性：哈薩克擁有中亞最大的國土面積與經濟總值（GDP），GDP 佔全中亞一半以上；而烏茲別克則擁有中亞最多的人口，接近總人口的一半。在人類發展指數（HDI）方面，僅有哈薩克跨入「極高人類發展」階層，其餘四國則處於「高」或「中等」發展水準。

此次中亞三國之旅，包括哈薩克、吉爾吉斯與烏茲別克，大致上為哈薩克兩天、吉爾吉斯兩天與烏茲別克六天。行前初步了解，三國雖然緊鄰，但由於古代定居農耕與高原游牧的生活型態差異，造就了截然不同的歷史古蹟與建築文化。烏茲別克是中亞綠洲定居文明的巔峰，遍布宏偉的伊斯蘭經學院與藍色圓頂；哈薩克與吉爾吉斯則以游牧文化為根基，歷史遺跡多為岩畫、古墓或絲路驛站遺址，其文化精髓更多體現在氈房（Yurt）所承載的生活方式、空間文化與口傳文學之中。

哈薩克 雖然面積是其他四國總和的兩倍以上，但人口僅約 2,100 萬人，每平方公里僅約 7.7 人，屬於典型地廣人稀，擁有廣袤草原與峽谷雪山。憑藉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與礦產，人均 GDP 接近1.5萬美元，為中亞五國中最大經濟體。基礎建設在中亞相對完善，城市現代化程度也較高。傳統飲食常見馬肉、羊肉與發酵馬奶，反映草原民族的畜牧生活。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的人類發展指數顯示，哈薩克在人均所得、教育與預期壽命等綜合發展指標上，居中亞五國之首。

吉爾吉斯境內天山山脈綿延，高山與湖泊眾多，至今仍保存相當完整的游牧生活與牧民傳統。相比之下，缺乏油氣資源的吉爾吉斯經濟主要依賴農業、水力發電與海外勞工匯款（多數前往俄羅斯工作），GDP 總量不及哈薩克的二十分之一。

烏茲別克面積不到哈薩克的六分之一，卻孕育了中亞最多的 3,800 萬人口，主因是其擁有費爾干納盆地等肥沃的綠洲灌溉農業區。烏茲別克地處古代絲綢之路核心，歷史遺產與建築藝術極為豐富，擁有撒馬爾罕、布哈拉與希瓦等著名古城，處處可見華麗的藍色圓頂。飲食習慣（如抓飯、烤肉）較受台灣旅客喜愛。

以氣候而言，九月中下旬通常是中亞適合旅遊的季節。平地城市多半秋高氣爽，日間溫暖、早晚偏涼；哈薩克北部及吉爾吉斯高山地區則可能降至10°C以下。市集擺滿當季豐收的瓜果與農產品，哈薩克與吉爾吉斯的山林草原也逐漸轉為金黃色調，秋景如畫。

在消費水準方面，中亞三國對台灣旅客而言，整體物價相對低廉。哈薩克主要城市的住宿與國際化餐飲價格相對較高；烏茲別克與吉爾吉斯的在地餐飲、交通及門票，整體而言仍明顯低於台灣。

此行十天，從哈薩克的廣袤草原、吉爾吉斯的天山湖泊，到烏茲別克的絲路古城，將穿越的不只是三個國家，更是游牧與定居、草原與綠洲、現代化與歷史記憶交會的中亞世界。行前雖已做了一些功課，但旅行真正可貴之處，或許正是親臨其境之後，發現現實遠比書本所寫的更加複雜而動人。

在野無分裂本錢 及時整合猶未晚

在野無分裂本錢 及時整合猶未晚

2026-09-11 聯合報／ 曾士宇／大學教師（新竹市）

在九月五日《遠見》及天下文化創辦人高希均先生的追思會上，賴清德總統致詞時推崇高創辦人「戰爭沒有贏家、和平沒有輸家」的讜論，並稱將接手推動高創辦人念茲在茲的「和平幸福」主張，切記他「和平不是選項、是唯一道路」的提醒。然而，對照賴總統就任以來在兩岸關係上的諸般言行，卻頗有時空錯置之感。

賴政府執政兩年多來逢中必反，將對岸定位為「境外敵對勢力」，大幅壓縮兩岸交流空間，使台灣籠罩兵凶戰危陰影。在內政方面，閣揆多次「不副署」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律案，使之無法生效施行，形同使立法院的審議失去效力，更被部分學者質疑行政院的「超級否決權」，使台灣民主陷入憲政體制危機。

民眾自救之道，似乎只有指望下次大選能政黨輪替，但目前看來並不樂觀。

在野陣營、尤其國民黨亂象叢生，未能延續去年抵抗「大罷免」全勝帶來的聲勢。去年十月十八日黨主席選舉前後，一些人士先指控「對岸介選」，之後又未能展現團結；部分黨內大老雖經常義正詞嚴，關鍵時刻卻如此不顧大局，國民黨難脫「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的痼疾。

此外，雖然藍白合掌握立院多數，面對賴卓體制以「不公布、不副署」反制三讀法案，卻未能提出有效的憲政因應之道。當執政黨提出規模達一點二五兆元的國防特別預算，在野陣營也未能及早向社會說明嚴格把關的理由。

甚者，在一一五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通過前夕，立法院長韓國瑜為使預算案盡速過關，竟與國民黨立院黨團總召傅崐萁交鋒。原編列歲出三兆三四九億餘元，最後僅減列四八○億元，約占百分之一點六，且許多原應深入檢視的政策與支出亦未充分討論；對藍營支持者而言，情何以堪？

原本期待年底九合一大選，在野陣營能延續前兩次地方選舉「地方包圍中央」的態勢，如今卻因個人恩怨、派系利益、藍白整合不順等負數，再度上演在野分裂戲碼。新竹縣長與竹北市長選舉的藍白整合已陷僵局，難道要讓優勢選區陰溝裡翻船？

民進黨長年執政倒行逆施，固然使在野黨支持者忿忿不平，但在對在野黨極度失望之餘，亦恐無法「含淚投票」，情勢不容樂觀。在野黨必須深自檢討，追根究柢，國民黨中央、立院黨團、地方派系、地方首長未能形成一致方向、各唱各的調，對大是大非問題往往又只會閃躲且支支吾吾，甚至「拿香跟拜」。在個人恩怨與派系利益掛帥之下，進退失據自然軍心渙散。民進黨則恰好相反，即使黨內初選競爭激烈，黨紀卻嚴明得多，鮮少在大選時脫隊。

距十一月廿八日投票已不到三個月，在野陣營可謂險象環生。若內部分歧持續，不但地方執政優勢可能翻轉，二○二八大選也無法令人期待。台灣若缺乏有能力制衡執政黨、並能提出和平路線的在野力量，兩岸對立與衝突的風險難減。奉勸在野各方放下個人恩怨與派系利益，及時整合猶未晚矣。

湯川秀樹與莊子和平思想的交集

湯川秀樹與莊子和平思想的交集

湯川有關和平的言論 (ChatGPT製作)

湯川的和平思想 (ChatGPT製作)

湯川走向和平責任 (ChatGPT製作)

莊子有關和平的言論 (ChatGPT製作)

莊子的和平思想 (ChatGPT製作)

湯川與莊子和平思想的交集 (ChatGPT製作)

湯川秀樹長年致力於和平運動。他的和平思想不只是抽象的道德主張，而是由戰爭反省、核武危機與科學家責任等層面逐步形成。他的和平思考貫穿戰後三十餘年，而公開的反核與裁軍行動，則在1954年比基尼氫彈事件後顯著深化。其核心可以概括為： 科學家既參與創造可能改變世界的知識與力量，也必須為這些力量的運用承擔公共責任。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及廣島、長崎遭受原子彈轟炸後，湯川進入一段深刻的反省與沉思。1945年10月，他在〈靜靜地思考〉一文中寫道：「國家的目的與手段若要具有正當性，就不能違背全人類福祉的增進。」

他進而反省，從個人、家庭、社會、國家到世界的整體關係中，若把國家單獨抽出，賦予它至高無上的權威，便是嚴重錯誤。這顯示他的和平思想首先是對國家至上主義的反省。

1954年，美國在比基尼環礁試爆氫彈，造成第五福龍丸船員受輻射污染。湯川隨即發表〈原子力與人類的轉機〉，主張：「保護人類免受原子力的威脅，難道不應置於其他一切目的之上嗎？」

這可視為他由戰後反省進一步走向公開和平行動的重要轉折。對他而言，核武已不只是國家安全問題，而是整個人類能否生存的問題。

1955年，湯川成為《羅素—愛因斯坦宣言》的十一位簽署人之一。宣言呼籲世人暫時放下國家、陣營與意識形態的立場，首先把自己看作共同面臨存亡危機的人類。宣言的精神集中於一句著名呼籲：「記住你們的人性，忘掉其餘的一切。」

這是宣言的共同文字，不能視為湯川個人的原創名言；但他以簽署和後續行動，明確承擔了這項立場。宣言要求各國承認：世界戰爭不能實現任何國家的目的，爭端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

湯川認為，核武時代的全球危機不能只靠彼此競爭的主權國家處理。他支持強化聯合國及世界聯邦理念，並於1961年當選世界聯邦主義者世界協會會長，任職四年。這表示他的和平思想不止於個人的道德呼籲，也包含建立超越國界的全球治理制度。

1962年，湯川秀樹與朝永振一郎、坂田昌一等人共同發起第一屆「科學者京都會議」，延續《羅素 - 愛因斯坦宣言》與帕格沃什運動的精神，此後逐漸形成持續討論核裁軍、戰爭與科學責任的會議傳統。

1975年，湯川與朝永振一郎提出〈超越核嚇阻——湯川・朝永宣言〉，並獲與會科學家共同簽署，反對以「恐怖平衡」維持和平。他們認為，只要各國繼續依賴核武，誤判、事故與軍備競賽的危險便不可能消失。因此，湯川追求的並非僅是限制核武數量，而是：從核武管制走向全面核裁軍，最終廢除核武。

1975年，他抱病參加在京都舉行的帕格沃什研討會；1981年，他在病中仍參與科學者京都會議，呼籲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廢除核武。會議後十天，他寫成〈和平的願望〉，成為生前最後一篇文章；三個月後逝世。

湯川和平思想可以歸納為五個核心：

第一，人類共同福祉高於國家利益；
第二，核武最終必須廢除；
第三，科學家須為科學力量的用途承擔責任；
第四，科學合作應超越國界與意識形態；
第五，和平不能只依賴善意，還需要全球治理與裁軍制度加以保障。

總而言之，湯川秀樹的和平思想可以概括為：科學使人類獲得前所未有的力量；科學家的良知，則必須防止這種力量成為毀滅人類的工具。

由於湯川深受莊子思想的啟發，他與莊子和平思想有何相通的地方?

莊子沒有像現代政治思想家那樣，提出完整的「和平主義」理論；但《莊子》中確有許多反對爭奪、強制與戰爭，主張尊重差異、保存生命及順應自然的言論。本文所說的莊子思想，主要指《莊子》全書所呈現的思想傳統，最具代表性的觀點如下:

一、不以力量強迫萬物: 「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 《莊子・應帝王》

意思是順應萬物本身的自然，不把個人的意志強加其上，天下便能得到治理。若從和平倫理的角度閱讀，這可以視為《莊子》思想的重要啟示：和平不是控制一切，而是減少私意與強制。

二、超越彼此的是非爭執: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莊子・齊物論》

人們往往堅持「我是、你非」，因而造成對立。《齊物論》並非取消一切判斷，而是提醒人們：自己的立場並非唯一尺度，應避免將自身的是非判斷絕對化。

三、超越自我中心，體會萬物相通: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 《莊子・齊物論》

人並非脫離天地萬物而孤立存在。若能體會萬物相通，便較不容易把他者絕對化為必須消滅的敵人。若作現代詮釋，這句話可以啟發生命共同體及生態和平的思考。

四、萬物沒有絕對的高低貴賤: 「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莊子・秋水》

從「道」的高度看，萬物沒有固定的尊卑；從各自立場看，卻總是抬高自己、輕視別人。國家、族群與個人之間的許多衝突，也往往伴隨「自貴而相賤」的心理。和平因而需要尊重不同生命與文化，而不是把差異轉化為尊卑。

五、最大的武器可能藏在人心: 「兵莫憯於志，鏌鋣為下。」-《莊子・庚桑楚》

最具傷害性的力量，可能不是外在兵器，而是內心僵固的意志、敵意與支配欲；鋒利的鏌鋣反而還在其次。換言之，外在武器固然可怕，內心僵固的成見、敵意與支配意志，同樣是暴力的重要根源。真正的和平，因此不能只處理武器，也須處理人心中的暴力傾向。

湯川秀樹與莊子相隔兩千多年：莊子面對戰國時代的征伐與權力競逐；湯川則親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原子彈與核武競賽。兩人所使用的語言不同，卻都看見一個共同危險：人一旦把有限的知識、制度或力量視為絕對真理，便可能以「改善世界」之名傷害生命。因此:

一、反對以強力改造世界:莊子提醒人們，不要因自以為了解萬物，便以一己尺度強行改造世界；湯川則進一步提出現代科技倫理的問題：科學上能夠做到的事，不等於倫理上應該去做。

二、以理解自然節制支配自然的欲望: 莊子所說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呈現自然自身的生成秩序。人不應自居於萬物之上，把天地僅僅視為可供支配和利用的工具。

湯川的理論物理研究，同樣出自對自然秩序的好奇與敬畏。他追問核子之間為何能夠相互作用，試圖從物理現象中找出簡潔而一致的規律。基礎科學首先在於理解自然；至於科學知識應如何運用，則必須接受倫理與公共責任的檢驗。

三、超越彼此對立的界線: 莊子的「齊物」不是取消一切差異，而是提醒人們：我們所堅持的是非、利害與彼此界線，往往受到立場限制。若把自己的觀點絕對化，便容易把異己視為必須消滅的敵人。

湯川身處冷戰與核武競賽，也認為人類不能只從國家、陣營和意識形態出發。核戰爭一旦爆發，沒有真正的勝利者；科學家必須超越國界，從全人類的共同命運思考。

四、和平不只是沒有戰爭: 從《莊子》的思想推演，和平不應依靠更強大的權力壓制衝突，而應讓萬物各安其性、彼此不受強迫。

湯川的和平觀也不只是暫時停止戰爭。他所關心的是：廢除核武器、建立跨國科學家合作、防止科學淪為毀滅工具，使人類獲得與技術力量相稱的道德智慧。共同核心是節制力量、保存生命。

五、警惕善意與理性的傲慢: 《莊子》中的儵與忽並非有意殺害渾沌；他們只是按照自己的尺度，想讓渾沌具備人的七竅，結果反而使其死亡。這則寓言提醒我們，善意一旦結合僵化尺度與強大力量，也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傷害。湯川面對核武時也認識到：科學理性若只追問「能否做到」，而不追問「是否應該」「由誰決定」及「由誰承擔後果」，原本以進步與安全為名發展的力量，便可能轉化為威脅人類生存的工具。

《莊子》從心靈與生命的根本處消解強制、成見與對立；湯川秀樹則把對自然與生命的敬畏，轉化為科學家的反核行動、公共責任與世界關懷。兩者相通之處，不在於提出相同的政治方案，而在於共同警惕力量的傲慢，主張超越狹隘立場，並以保存生命作為和平的根本。莊子教人不要以自己的尺度傷害萬物；湯川提醒科學家不要以自己的力量毀滅人類。真正的和平，始於節制力量，深化於理解差異，完成於保存共同生命。

矽谷從未離開五角大廈

名人堂／矽谷從未離開五角大廈

2026-08-30 聯合報／ 陳力俊

矽谷與五角大廈 (ChatGPT 製作)

川普重返白宮後，矽谷最有權勢的企業家們紛紛倒向川普陣營，讓許多美國人感到驚訝。這些曾擁護全球化和消費性應用的執行長和投資者，突然轉而擁抱愛國主義和先進武器。

長期報導美國國防與國安議題的莎朗．溫伯格在《紐時》撰文指出，不要誤解這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政治轉變或態度的改變。矽谷最大的神話莫過於「矽谷與五角大廈之間的意識形態鴻溝無法逾越」這種說法。

對科技公司而言，白宮主人的個性和政治傾向遠不如他是否願意接受矽谷的產品重要。在科技企業眼中，聯邦政府是一個規模龐大的採購者，而矽谷轉向軍方，以及轉向川普，與其說是政治轉變，不如說是市場適應。

首先，矽谷與五角大廈從來不是截然對立。矽谷早期的半導體、電腦、網路與航太科技，本來就深受冷戰軍事經費與政府採購扶植。換言之，軍事科技並非矽谷後來才進入的新領域，而是它的歷史起點之一。

其次，矽谷在廿一世紀初遠離軍方，並不完全出於反戰或自由主義價值，而是因消費市場和中國市場提供更大的商機。蘋果、Google、Facebook及各家創投公司面向的是數十億消費者，五角大廈反而顯得採購程序繁瑣、獲利空間有限。

再者，當中國市場逐漸關閉、中美競爭加劇，而ＡＩ、無人機、衛星、資安與擴增實境成為美國國防部大量採購的項目後，矽谷重新發現軍方是資金雄厚的大顧客。因此，科技企業轉向川普與五角大廈，主要不是意識形態轉變，而是資本尋找新市場。

以 Google為例，二○一八年一度因員工抗議，退出五角大廈的ＡＩ「Maven計畫」；僅僅幾年後，卻又積極爭取國防合約。與其說完全出於愛國主義，不如說主要受到市場利益與國安需求的共同推動。美國聯邦政府，尤其是五角大廈，已成為全球ＡＩ及自主武器的重要客戶之一；這些技術也被美軍視為未來戰爭，尤其是印太地區潛在衝突的重要作戰工具。

二○二六年，Anthropic因其ＡＩ模型的使用限制與五角大廈發生激烈爭議後，Google等科技公司同意向國防部的機密網路提供ＡＩ服務。對Anthropic而言，爭議不在於是否為五角大廈服務或是否應與中國競爭，而在於公司能否限制模型被用於大規模監控及完全自主的致命武器。這也顯示矽谷的國防轉向雖受到龐大利益驅動，企業倫理與技術控制權仍是無法完全抹去的界線。

二○一四年，Facebook對進入中國市場仍充滿期待。十餘年後，Facebook已更名為Meta，並與國防新創公司Anduril合作開發軍用擴增實境裝備，爭取規模龐大的美軍採購市場。從爭取中國消費者到服務美國軍方，這正是矽谷市場重心轉移的鮮明縮影。

這篇文章最大的貢獻，是揭示矽谷政治姿態背後的經濟結構：當全球消費市場與中國市場退潮，國防、ＡＩ與國安便成為新的成長引擎。它成功說明，矽谷轉向軍方並不完全是川普造成的，而是歷史回歸、地緣政治與資本逐利共同作用的結果。

矽谷並非突然由和平主義者變成軍國主義者；它原本就是商業資本、政府資助與軍事需求共同孕育的產物。今日真正的變化，不只是顧客由消費者轉為五角大廈，更是國安、企業利益與科技權力正在重新結合。值得警惕的，不只是企業從戰爭中獲利，而是這種新結合將由誰監督、又由誰承擔後果。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