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慧對科學研究的衝擊

 人工智慧對科學研究的衝擊

陳力俊 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

人工智慧與科學研究 (ChatGPT 製作)

美國OpenAI公司於今年十月六日公布超過七百篇數學研究預印本，聲稱對三百七十二組相關問題取得進展或提出解答。數學家仍在努力消化這對他們學科的意義。

這項發展引發數學界的震動，其影響遠超數學層面。《經濟學人》認為，這既展現人工智慧的驚人進步，也提出警訊：未來探索宇宙的重大成果，可能出自機器，而人類未必能充分理解其推理過程。問題在於，如何在加速發現的同時深化理解。

人工智慧在數學研究中特別受到矚目，部分原因是數學證明依據明確的公理、定義與推理規則；一旦完成形式化，便可交由電腦檢查。但仍須確認，形式化命題是否忠實對應原來的問題。AI帶來的可能是研究工作的重新分配：它將承擔更多程式撰寫、模擬與計算，也可能協助提出假說；人類則須持續培養選擇研究問題、評估證據、解釋成果與判斷公共價值的能力。

另一方面，人工智慧也正加速實證科學的進展。人工智慧讓天氣預報變得更好。它提出數百萬種候選材料結構，並協助控制核融合實驗。它也能根據胺基酸序列，預測蛋白質的三維結構。當人工智慧能大量產出研究成果，科學的瓶頸可能從「找不到答案」，移向「來不及驗證、理解與判斷答案」。AI 產出的數學證明或科學推論可能龐大而複雜，人類未必能迅速掌握其中的關鍵概念與推理。科學界必須在「追求更高效率的進展」與「保持人類對宇宙的真正理解」之間取得平衡。

人工智慧可望推動更多科學進展，但不同領域確認成果有效的方式，仍有重要差異。例如，材料研究中的計算預測，即使顯示某種結構可能穩定，也不等於已能合成，更不等於具備實用性能。從預測到應用，還須經過合成、結構鑑定、性質量測、重現性與製程評估。AI可以加速其中許多環節，卻不能以候選數量代替實驗證據。使用一項成果與發展一門科學，所需要的理解程度並不相同。

數學界的反應既有期待，也有對學科前景與研究自主的憂慮。人類數學協會強調，數學的價值不只在於獲得答案，也在於探索與證明過程所形成的理解。另一個獨立的數學與AI諮詢團體則強調：研究者必須能自行提出問題、選擇方向，並公平取得工具與算力。這些關切超出了職業利益。

學者沒有壟斷知識生產的權利。追求真理對所有人都有益，不能只限於學者社群。學術階層並非神聖不可侵犯。如果需要，它們必須被重塑，以支持人類與人工智慧共同探索問題，並讓驗證、解釋與深化理解獲得應有肯定。值得追問的是：企業大量產出成果，學界是否被迫承擔驗證成本？如果只有少數公司掌握最強工具，它們是否也會間接決定哪些問題優先被研究？反對知識壟斷，同樣應包括反對企業壟斷研究方向。

對台灣的大學與研究機構而言，值得採取的方向是：擴大研究者取得AI與算力的機會，保留扎實的理論及實驗訓練。未來必須改革評價制度，降低對論文數量與期刊影響係數的過度依賴，讓原創問題、理論突破、實驗發現，以及AI成果的驗證、解讀與重現，都得到相應肯定。當AI深度參與研究，作者署名、責任歸屬、同儕審查與研究方向的決定機制，都需要重新檢視。人類監督必須具備足夠的專業能力、時間與否決權，才不會淪為形式上的背書。

名人堂／美伊戰爭的非預期代價

名人堂／美伊戰爭的非預期代價

2026-10-31 聯合報／ 陳力俊

美伊戰爭的非預期代價 (ChatGPT 製作)

美國與以色列於二月廿八日發動對伊朗聯合軍事空襲，擊殺包括最高領導人在內的數十名伊領導菁英。川普總統當時希望幾天內就能取得勝利，後來又想爭取五、六周的時間。他要求伊朗「無條件投降」，並在衝突爆發三周後宣布伊朗徹底戰敗。十月一日，他又表示伊朗將在美國期中選舉後立即屈服。實際情況是，開戰七個多月後，美國雖重創伊朗部分軍事力量，仍未能迫使其接受所要求的政治條件。

戰爭對美國軍事部署造成的壓力，也逐漸浮現。十月初，美國因疑似恐攻威脅，從英國費爾福德空軍基地緊急撤回十二架Ｂ–１轟炸機。川普總統堅稱這沒什麼大不了，國務卿魯比歐也試圖淡化此事，指出五角大廈「一直在將資源重新分配到需要的地方」。

過去幾個月來，隨著衝突持續，伊朗戰爭暴露出美國既有部署體系的脆弱性，迫使五角大廈調整中東基地的人員配置，並撤回部署於英國的轟炸機。伊朗可能報復、基地可能遭飛彈與無人機攻擊，本應是戰前納入評估的風險。如今的局面顯示，川普政府可能低估了這些威脅的規模、持續時間與政治後果。

「紐約時報」報導：這場戰爭雖展現美國強大的打擊能力，卻增加其維持區域部署的負擔，限制了軍事行動的選擇。中東部分基地受損或使用受限，加上英國基地的安全威脅與使用條件，增加美國力量投射的後勤難度。雖然美國轟炸機仍可以抵達目標，若須更多依賴本土起飛，航程與空中加油需求將增加。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仍然可以在波斯灣以外的阿拉伯海巡邏，但現在必須從兩千兩百英里外的印度洋島嶼迪戈加西亞島進行補給，延長補給周期，增加運輸與護航成本。

伊朗海空軍遭受重創。由於海上封鎖導致石油出口銳減，伊朗經濟岌岌可危。但這並未消除伊朗對美軍基地的威脅，反而迫使部分美國飛機和人員轉移至距離伊朗更遠的地點。據報，部分美軍人員已從位於巴林、科威特、阿聯酋和卡達的基地撤離，這些基地都在伊朗飛彈和無人機的射程範圍內。未來若將部分部署轉移至更遠的地點，仍涉及經費、東道國協議與建設時間。

海上航運的問題更複雜。美國仍未能充分保障荷莫茲海峽及紅海部分海域航行安全，而維護重要航道的通行，長期來正是美國在中東維持軍事存在的重要理由之一；基地防護問題同樣值得注意，伊朗對美國在中東各地的基地進行了轟炸以示報復，迫使許多美軍士兵轉移到該地區的酒店和辦公場所，這引發了人們對川普政府戰爭準備的質疑。據報，伊朗的攻擊也延伸至情報設施。

美國對伊朗戰爭顯示，重創對手的軍事力量，未必足以迫使其接受政治要求；持續作戰還可能侵蝕自身的部署彈性，增加維持區域影響力的成本。衡量戰爭成敗，不能只看摧毀多少目標，更要看能否以可承受的代價達成政治目的，並留下比開戰前更安全的局面。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

名家縱論／AI時代凸顯博雅教育的重要

 名家縱論／AI時代凸顯博雅教育的重要

2026-10-20 聯合報／ 陳力俊

古希臘「自由七藝」 (ChatGPT 製作)

博雅教育與全人發展 (ChatGPT 製作)

博雅教育五個相互連貫的問題 (ChatGPT 製作)

全人發展的共同基礎 (ChatGPT 製作)

全人發展的五個面向 (ChatGPT 製作)

在我曾就讀的新竹中學校歌中，有「砥礪德智，蔚為國光；五育並進，毋怠毋荒」，反映了對學生全面發展的期許。較遺憾的是，當前學校實際的課程時間、資源配置與評量方式，並未給予各種成長相應的重視。

「博雅教育」常與「現代通識教育」並稱。博雅教育偏重整體教育理念，通識教育則是實現這項理念的重要課程安排之一。博雅教育強調學生整體能力與人格的養成；通識教育通常透過共同課程或跨領域課程，提供廣泛的知識基礎。博雅教育的實踐，也需要貫穿專業課程與校園生活。

博雅教育的思想淵源可以追溯至古希臘羅馬，後來在歐洲形成文法、修辭、邏輯、算術、幾何、音樂與天文等「自由七藝」的教育傳統。今日的博雅教育重視跨領域學習，並關注學生的全面發展。人文學科在其中扮演著核心角色。這些學習為判斷力、同理心與自我反省能力的養成，提供了重要的資源與機會。

談博雅教育，可依循五個相互連貫的問題展開：

一、大學應培育怎樣的人？
大學教育肩負培養專業人才的責任，也應協助青年探索人生方向、理解社會與承擔公共責任。博雅教育的使命，是讓學生有能力選擇自己的道路，並理解選擇對他人與世界的影響。

二、人文素養如何形成？
文學讓人接觸不同的生命經驗，歷史使人看見當下處境的來龍去脈，哲學訓練概念辨析與價值追問，藝術涵養感受力與表達能力。但閱讀經典或修過人文課程，並不必然帶來同理心與道德判斷；關鍵在於學生是否有機會討論、質疑、反思，並把所學帶回自身生活。

三、如何讓人文與專業相互深化？
可從共同問題出發，連結不同學科。例如，討論ＡＩ，需理解技術原理，也需思考創作、勞動與責任；探究能源轉型，需要科學知識，也涉及歷史脈絡、生活方式與資源分配。人文與科學都能培養求真、批判與自我修正的精神，跨域教育應讓學生看見這些共同基礎。

四、如何把理念落實於教育現場？
課程可結合經典閱讀、跨域共授、議題討論與反思寫作；校園生活則透過社團、藝術、運動、住宿交流與服務學習，提供與不同背景者合作的機會。社會實踐尤其需要搭配事前準備與事後反思，使學生理解服務對象的觀點，辨認自身假設，而不只是完成活動時數。

五、如何知道教育真正產生了影響？
除了考試成績，還可透過學習歷程、專題作品、口頭論辯與反思文章，觀察學生是否能提出更好的問題、理解不同立場、運用證據，並說明自己的選擇與責任。同時，大學應讓不同經濟與生活條件的學生，都能參與這些學習機會，避免博雅教育成為少數人的資源。

在ＡＩ迅速發展的時代，博雅教育的重要性更加凸顯。ＡＩ不能替代人類決定「什麼值得追求」、「技術應如何使用」以及「我們想成為怎樣的人」。未來教育若只訓練效率與技能，學生可能擅長解題，卻不一定懂得辨識真正重要的問題；掌握強大工具，卻未必具有駕馭工具的倫理智慧。ＡＩ可以提出價值分析與行動建議，使用者及相關機構仍須檢驗、選擇並承擔後果。

回到教育與人生的關係：博雅教育的使命，是使專業有深度、視野有廣度、價值有高度，待人有溫度、行事有尺度；讓學生既能開展自己的人生，也願意共同成就一個更好的社會。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

名人堂 / 安理會失靈但聯合國仍不可缺

 名人堂 / 安理會失靈但聯合國仍不可缺

聯合國仍不可或缺 (ChatGPT 製作)

聯合國長年來給人功能不彰的印象，而川普政府的作為更讓人搖頭興嘆。聯合國由美國主導、多國於二戰後共同建立，是當前動盪的國際秩序中重要的制度支柱。截至二〇二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已有一百四十一個會員國繳清當年常規預算分攤款，美國卻仍拖欠會費。其他國家至少表面上還在聯合國精神的指導下推進和平，而川普總統卻在聯合國大會上威脅要「消滅」伊朗，並「把他們送入地獄」。

紐時專欄作家紀思道最近撰文指出，這一切都凸顯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聯合國惱人的癱瘓和怯懦，原因之一在於安理會中大國濫用權力，常常否決建設性行動。根據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二〇二六年人道展望》，二〇二四年全球約有一百三十起武裝衝突，是二〇〇九年的兩倍多。當前越來越多挑戰需要多邊解決方案。然而，主要大國卻在邊緣化聯合國，使其效力比以往更低。

川普對伊朗發動的戰爭已蔓延至葉門和紅海地區。俄羅斯正在歐洲進行所謂的「灰色地帶」攻擊。美國與中國之間因台灣或南海問題爆發戰爭的風險仍然存在。從毒品走私、流行病、網路攻擊與人口販賣，到人工智慧治理、氣候變遷，以及戰爭造成的人道危機，都需要跨國合作。聯合國仍是協調這些工作的關鍵平台，卻在大國角力下難以充分發揮作用。

然而，儘管聯合國在政治決策上時常陷入癱瘓，其人道救援工作仍至關重要。

在許多災區，聯合國人道救援人員冒著遭槍擊的危險，在救援條件極度惡劣、許多機構被迫撤離之際，仍努力將物資送到急需援助的民眾手中。某些第一線聯合國工作人員住在貨櫃裡，睡在帳篷裡，在危險道路上行駛，面對武裝人員的威脅與阻撓。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拯救兒童免受戰爭、強姦和疾病的侵害。二〇二五年因公殉職的聯合國工作人員達到一百三十六名，截至九月十八日，仍有七十三名聯合國工作人員被葉門胡塞武裝扣押。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於一九八二年推動兒童生存革命，透過疫苗接種、口服補液療法等措施，與各國衛生體系及合作組織共同挽救大量兒童的生命。

紀思道列舉，在剛果民主共和國，聯合國工作人員正在對抗伊波拉疫情。在索馬利亞，他們正在為飢餓的兒童提供食物。在加薩，他們正在分發援助物資。美國在加薩戰爭期間向以色列提供重型炸彈的作為，與聯合國爭取和平、設法讓援助物資通過檢查站的努力，形成鮮明對比。

聯合國緩慢的官僚作風使人感到不耐煩，但如果沒有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世界糧食計畫署、聯合國難民署和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廳，每年將有大量兒童失去攸關生存的基本照護。糧食、疫苗、難民援助與疫情應對，不會因為安理會失靈而失去價值。如讓聯合國進一步失能，結果很可能是救援缺口擴大、疫情防治受阻，以及跨國協調能力削弱。

因此，聯合國的政治失敗必須追究，其人道成果也必須珍惜；改革方向包括維持人道救援工作的穩定資源、提升資金使用與援助成效的透明度，並促使阻擋集體行動的大國承擔更明確的政治責任。

生命與資訊

 生命與資訊

生命與資訊 (ChatGPT 製作)

生命是什麼？這是亙古以來學者不斷思索的問題。量子物理學大師埃爾溫・薛丁格於一九四四年出版科普經典《生命是什麼？》，深刻啟發了早期的分子生物學家。

英國理論物理學家兼科學思想家保羅・戴維斯在《機器中的惡魔》中，以薛丁格的問題為起點，試圖回答：為何宇宙中的無機物質，竟能產生具有目的性、秩序性與創造性的生命？

二十世紀生物學最重要的突破之一，是確認 DNA作為遺傳物質的角色，並揭示其雙螺旋結構與作用機制。然而戴維斯認為，DNA的發現雖大幅說明了遺傳資訊如何儲存與傳遞，卻仍未完全回答生命究竟是什麼。

傳統物質論著重構成生命的分子、基因與化學反應，但戴維斯主張，生命的核心不只是物質，也包括「資訊」。正如一本書，紙張與墨水都不是內容，真正重要的是文字所承載的資訊。同樣地，DNA是遺傳資訊的載體，細胞則是讀取、處理與執行資訊的動態系統。資訊不是生命的附屬品，而是生命自我維持、繁衍演化的組織中樞。

熱力學第二定律指出，孤立系統的總熵只會增加或保持不變。自然界局部雖可形成高度有序的結構，卻須以環境中更大的熵增為代價。薛丁格真正追問的，不是生命是否違反熱力學第二定律，而是生命如何在不違反定律的條件下，長期維持高度秩序。戴維斯認為，關鍵就在於生命能蒐集、儲存與處理資訊，並藉此調節物質與能量的流動。

書名中的「惡魔」，是物理學史上著名的「馬克士威惡魔」。十九世紀物理學家馬克士威曾設想，一個小惡魔觀察氣體分子的運動，選擇性地讓快分子與慢分子通過一道小門，似乎可以在不耗能的情況下創造秩序。

戴維斯進一步提出，每個細胞都像一個馬克士威惡魔，不斷利用資訊，在混亂的分子世界中建立秩序。這是全書最精彩的隱喻。不過，惡魔的資訊處理，尤其記憶的重置與清除，仍不能脫離物理與熱力學成本。它並未推翻熱力學第二定律，反而揭示資訊與能量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

若從今日人工智慧的角度閱讀，本書更顯前瞻。它反覆追問：什麼是資訊？資訊如何產生因果效力？大型語言模型雖能處理巨量資訊，卻是否真正理解？是否具有自主目標與生命特徵？對於矽基智慧與碳矽共生文明等議題，本書提供了深具啟發性的視角。

本書甚至暗示，生命的本質可能不在於碳本身，而在於能否自主維持並運用資訊結構。如果生命的關鍵不只在碳基材料，矽基智慧是否可能發展成另一種生命，便成為值得追問的問題。不過，目前的AI距離具有代謝、自我維持與自主演化能力的生命，仍有本質上的距離。

戴維斯還追問，在生命這類複雜系統中，資訊與組織是否構成不能完全由底層物理取代的因果層次。DNA中的遺傳資訊參與調控蛋白質合成，神經網絡的組織影響行為，大腦中的知識改變人的決策。這顯示資訊或許不只是對物理狀態的被動描述，也能透過具體的組織與機制產生實際結果。

當然，資訊是否為自然界的基本實體、又如何產生因果效力，目前仍缺乏完整理論。生命還涉及化學限制、演化歷史與生態環境，未必能全部化約為資訊理論。

戴維斯的貢獻，在於引導了解生命的面相。它之所以不同於一般物質集合，或許正在於能儲存、解讀、傳遞與修正資訊，藉此維持自身、適應環境並持續演化。資訊不是生命的全部，卻很可能是理解生命何以成為生命時，長期受到低估的關鍵。

強權與國際法的兩難

 強權與國際法的兩難

美國權力與國際法的兩難 (ChatGPT 製作)

在川普大幅衝擊既有國際規範，而拜登倡導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又因加薩戰爭遭受嚴重質疑之後，美國外交政策應何去何從？核心問題是：國際法究竟能否約束強權、制止暴行，抑或只是被大國選擇性運用的政治工具？

研究國際法與歷史記憶的作家琳達・金斯特勒在《紐約時報》播客節目中接受埃茲拉・克萊因訪問指出，國際法不只是國際刑事法院、國際法院、聯合國及各種條約，也是一套規範國家行為的共同語言。它的理想，是以法律取代暴力與復仇；但由於缺乏真正的世界政府和強制執行力量，往往無法阻止戰爭。嚴格的法律構成要件雖有防止任意定罪之必要，卻也可能被交戰國利用，將嚴重傷害包裝成合乎軍事必要性的行動。

美國正面臨兩種相互衝突的權力願景：一種是川普式的「權力政治」，認為美國不應受國際機構束縛，可以憑實力與意志單邊行動；另一種則主張美國應嚴格遵守國際法，即使因此不能採取自認正當的行動，也必須接受約束。文章認為，毫無節制的強權未必能使美國更強大，反而可能使其誤判、孤立並走向衰敗；國際法的價值，恰在於約束超級強權最危險的衝動。

然而，美國長期以來選擇性對待國際法：支持國際刑事法院追究普丁，卻反對其調查美國人員及以色列領導人，甚至制裁法院法官。這種雙重標準，在加薩戰爭中尤其明顯。拜登政府一方面宣稱維護國際秩序，一方面提供武器並保護以色列，使美國被許多人視為暴行的共謀，也令民主黨內部對自由國際主義產生深刻分裂。

中國則正試圖填補美國弱化參與國際制度所留下的空間，藉由強調主權與領土完整來塑造國際法。但中國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及其他事務的立場，也顯示它同樣選擇性解釋主權原則。這說明國際法既可以約束權力，也可以成為權力的表達與競爭工具。

文章進一步指出，國際法的作用可能不只在預防與懲罰，也在於確認歷史責任、保存集體記憶及補償受害者。即使法院不能阻止暴行，其裁決仍能確認法律責任，並深刻影響後世對事件的道德評價；但若人們把所有希望都寄託在法院，便會忽略政治領導力的重要性。法律只能提供框架，不能取代政治人物作出艱難的道德判斷。

今日世界愈來愈由持久和平協議轉向停火、臨時安排與「沒有終點的戰爭」。在多極化、政治意願不足及大國競爭之下，烏克蘭與加薩即使停戰，也很可能只能得到不公正而脆弱的和平。國際法因此成為一個帶有悲劇性的領域：它承載崇高理想，卻只能透過不完善的制度加以落實。

全文的結論是，美國不能簡單宣稱「回到規則」；過去由美國霸權支撐的自由國際秩序已難以恢復。未來的外交政策需要重新建立道德想像，把國際法轉化為可實際改善人民生活的制度，例如支持國際法院、補償受害者、建立損失登記及修復機制。真正的改革方向，應是從抽象的法律程序走向「修復性政治」：不僅判定誰違法，更要彌補戰爭造成的創傷與裂痕。修復不能代替制止暴力，卻能使國際法在預防和懲罰失敗之後，仍對受害者產生實質意義。

世界真正需要的，不是沒有權力的法律，也不是不受法律約束的權力，而是有能力執行的法律，以及願意接受法律節制的權力。

美國的「軟性分手」說

 名人堂／美國政治的「軟性分手」說

2026-09-13 聯合報／ 陳力俊

美國的軟性分手 (ChatGPT 製作)

在川普輸掉二○二○年大選到他的支持者衝擊國會大廈的幾周裡，保守派廣播名嘴拉什．林博曾對數百萬聽眾宣稱：「我們正在走向分裂。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觀、政府理念、事務管理理念不可能和平共處。」

廿個月後，就在ＦＢＩ在海湖莊園查獲一百多份帶有機密標記的文件當天，紐時報導稱，「推特上提及『內戰』的貼文在短短幾個小時內飆升了近卅倍」。自二○二一年以來，多項民意調查顯示，約三分之一美國人認為，未來十年可能爆發內戰。

美國作家庫爾特．安德森於紐時撰文，他以婚姻瀕臨破裂比喻美國政治現狀，提出「美國尚未正式分裂，卻已進入事實上的軟性分離」之說，讀來生動、有警醒力，也確實抓住當代美國政治的一項重要變化。

安德森最重要的觀察，是美國的分裂已不只是選舉時的相互攻訐，而逐漸形成不同州之間的「平行治理體系」：共和黨執政州抵制民主黨主政時的聯邦槍枝、移民及環境政策；民主黨執政州則抵制共和黨主政時的聯邦移民、墮胎、疫苗及氣候政策。同黨州政府結成聯盟，以訴訟、行政合作及政策協調對抗白宮。聯邦政府也可能依州的政治立場，差別分配經費或執行政策。但應注意，紅藍的對抗並非在性質與程度上完全對稱；依法尋求司法救濟，與否認選舉結果或按政治忠誠分配國家資源，對憲政秩序造成的危害並不相同。

這確實比一般所說的「政治極化」更進一步。極化主要是人民意見分歧；「軟性分裂」則表示分歧已經制度化、地域化，州政府開始把聯邦政府視為需要防範甚至抵制的外部力量。

從建國之初，美國就一直處於一種微妙的平衡狀態：各州既要維護自身利益與地方自主，又要作為一個整體共同行動。

以史為鑑，十九世紀上半葉，南方各州以州權為由捍衛奴隸制度；隨著南北利益與價值衝突日益尖銳，歷屆政府雖曾透過妥協維持聯邦，卻始終無法解決奴隸制這項根本矛盾，終於導致內戰。如今，川普總統屢次表示將優待支持他的州與城市，並懲罰他所認定的「不忠」地區。這種把聯邦資源與政治忠誠相連結的做法，勢必進一步侵蝕聯邦共同體。

安德森早在二○二二年即曾提出「協議分手」的構想，但這一設想低估了美國幅員遼闊、人口構成複雜，以及眾多聯邦議題難以切割的現實。近期以不幸婚姻描述美國的軟性分離，較為中肯。然而美國的紅藍分歧並非沿著清楚的地理或民族邊界分布，而是深入各州、各城市乃至許多家庭；即使形式上分家，衝突也不會因此消失。

美國尚未瀕臨正式解體，卻已出現若干「軟性分離」的徵兆。真正值得憂慮的不是紅州與藍州政策不同，而是雙方逐漸不再承認共同規則，不再把對方視為可以輪替執政的合法競爭者。

值得台灣借鑑的是：建立透明、公式化的中央補助款分配制度；重大制度改革尋求跨黨派協商；強化司法、文官與選務機關的政治中立；避免把反對黨支持者描述成國家的敵人；改善選舉制度與媒體環境，降低「贏者全拿」的心態。這些都是值得優先採取的制度性處方。（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