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亞三國經典行 (一)

中亞三國經典行 (一)

中亞三國 (ChatGPT 製作)

醞釀已久的中亞旅遊終於敲定，將於九月十四日展開中亞三國經典之旅。

中亞五國包含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吉爾吉斯與塔吉克。各國差異顯著：哈薩克最為現代富裕且幅員遼闊；烏茲別克擁有豐富的絲路古城與伊斯蘭建築；土庫曼高度封閉，並以卡拉庫姆沙漠、「地獄之門」天然氣坑等特殊地貌聞名；吉爾吉斯完整保留高山游牧生活；塔吉克則以帕米爾高原的壯麗險峻與波斯文化為主。

五國在國土面積、人口規模與經濟體量上呈現極大的不對稱性：哈薩克擁有中亞最大的國土面積與經濟總值（GDP），GDP 佔全中亞一半以上；而烏茲別克則擁有中亞最多的人口，接近總人口的一半。在人類發展指數（HDI）方面，僅有哈薩克跨入「極高人類發展」階層，其餘四國則處於「高」或「中等」發展水準。

此次中亞三國之旅，包括哈薩克、吉爾吉斯與烏茲別克，大致上為哈薩克兩天、吉爾吉斯兩天與烏茲別克六天。行前初步了解，三國雖然緊鄰，但由於古代定居農耕與高原游牧的生活型態差異，造就了截然不同的歷史古蹟與建築文化。烏茲別克是中亞綠洲定居文明的巔峰，遍布宏偉的伊斯蘭經學院與藍色圓頂；哈薩克與吉爾吉斯則以游牧文化為根基，歷史遺跡多為岩畫、古墓或絲路驛站遺址，其文化精髓更多體現在氈房（Yurt）所承載的生活方式、空間文化與口傳文學之中。

哈薩克 雖然面積是其他四國總和的兩倍以上，但人口僅約 2,100 萬人，每平方公里僅約 7.7 人，屬於典型地廣人稀，擁有廣袤草原與峽谷雪山。憑藉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與礦產，人均 GDP 接近1.5萬美元，為中亞五國中最大經濟體。基礎建設在中亞相對完善，城市現代化程度也較高。傳統飲食常見馬肉、羊肉與發酵馬奶，反映草原民族的畜牧生活。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的人類發展指數顯示，哈薩克在人均所得、教育與預期壽命等綜合發展指標上，居中亞五國之首。

吉爾吉斯境內天山山脈綿延，高山與湖泊眾多，至今仍保存相當完整的游牧生活與牧民傳統。相比之下，缺乏油氣資源的吉爾吉斯經濟主要依賴農業、水力發電與海外勞工匯款（多數前往俄羅斯工作），GDP 總量不及哈薩克的二十分之一。

烏茲別克面積不到哈薩克的六分之一，卻孕育了中亞最多的 3,800 萬人口，主因是其擁有費爾干納盆地等肥沃的綠洲灌溉農業區。烏茲別克地處古代絲綢之路核心，歷史遺產與建築藝術極為豐富，擁有撒馬爾罕、布哈拉與希瓦等著名古城，處處可見華麗的藍色圓頂。飲食習慣（如抓飯、烤肉）較受台灣旅客喜愛。

以氣候而言，九月中下旬通常是中亞適合旅遊的季節。平地城市多半秋高氣爽，日間溫暖、早晚偏涼；哈薩克北部及吉爾吉斯高山地區則可能降至10°C以下。市集擺滿當季豐收的瓜果與農產品，哈薩克與吉爾吉斯的山林草原也逐漸轉為金黃色調，秋景如畫。

在消費水準方面，中亞三國對台灣旅客而言，整體物價相對低廉。哈薩克主要城市的住宿與國際化餐飲價格相對較高；烏茲別克與吉爾吉斯的在地餐飲、交通及門票，整體而言仍明顯低於台灣。

此行十天，從哈薩克的廣袤草原、吉爾吉斯的天山湖泊，到烏茲別克的絲路古城，將穿越的不只是三個國家，更是游牧與定居、草原與綠洲、現代化與歷史記憶交會的中亞世界。行前雖已做了一些功課，但旅行真正可貴之處，或許正是親臨其境之後，發現現實遠比書本所寫的更加複雜而動人。

在野無分裂本錢 及時整合猶未晚

在野無分裂本錢 及時整合猶未晚

2026-09-11 聯合報／ 曾士宇／大學教師（新竹市）

在九月五日《遠見》及天下文化創辦人高希均先生的追思會上，賴清德總統致詞時推崇高創辦人「戰爭沒有贏家、和平沒有輸家」的讜論，並稱將接手推動高創辦人念茲在茲的「和平幸福」主張，切記他「和平不是選項、是唯一道路」的提醒。然而，對照賴總統就任以來在兩岸關係上的諸般言行，卻頗有時空錯置之感。

賴政府執政兩年多來逢中必反，將對岸定位為「境外敵對勢力」，大幅壓縮兩岸交流空間，使台灣籠罩兵凶戰危陰影。在內政方面，閣揆多次「不副署」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律案，使之無法生效施行，形同使立法院的審議失去效力，更被部分學者質疑行政院的「超級否決權」，使台灣民主陷入憲政體制危機。

民眾自救之道，似乎只有指望下次大選能政黨輪替，但目前看來並不樂觀。

在野陣營、尤其國民黨亂象叢生，未能延續去年抵抗「大罷免」全勝帶來的聲勢。去年十月十八日黨主席選舉前後，一些人士先指控「對岸介選」，之後又未能展現團結；部分黨內大老雖經常義正詞嚴，關鍵時刻卻如此不顧大局，國民黨難脫「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的痼疾。

此外，雖然藍白合掌握立院多數，面對賴卓體制以「不公布、不副署」反制三讀法案，卻未能提出有效的憲政因應之道。當執政黨提出規模達一點二五兆元的國防特別預算，在野陣營也未能及早向社會說明嚴格把關的理由。

甚者，在一一五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通過前夕，立法院長韓國瑜為使預算案盡速過關，竟與國民黨立院黨團總召傅崐萁交鋒。原編列歲出三兆三四九億餘元，最後僅減列四八○億元，約占百分之一點六，且許多原應深入檢視的政策與支出亦未充分討論；對藍營支持者而言，情何以堪？

原本期待年底九合一大選，在野陣營能延續前兩次地方選舉「地方包圍中央」的態勢，如今卻因個人恩怨、派系利益、藍白整合不順等負數，再度上演在野分裂戲碼。新竹縣長與竹北市長選舉的藍白整合已陷僵局，難道要讓優勢選區陰溝裡翻船？

民進黨長年執政倒行逆施，固然使在野黨支持者忿忿不平，但在對在野黨極度失望之餘，亦恐無法「含淚投票」，情勢不容樂觀。在野黨必須深自檢討，追根究柢，國民黨中央、立院黨團、地方派系、地方首長未能形成一致方向、各唱各的調，對大是大非問題往往又只會閃躲且支支吾吾，甚至「拿香跟拜」。在個人恩怨與派系利益掛帥之下，進退失據自然軍心渙散。民進黨則恰好相反，即使黨內初選競爭激烈，黨紀卻嚴明得多，鮮少在大選時脫隊。

距十一月廿八日投票已不到三個月，在野陣營可謂險象環生。若內部分歧持續，不但地方執政優勢可能翻轉，二○二八大選也無法令人期待。台灣若缺乏有能力制衡執政黨、並能提出和平路線的在野力量，兩岸對立與衝突的風險難減。奉勸在野各方放下個人恩怨與派系利益，及時整合猶未晚矣。

湯川秀樹與莊子和平思想的交集

湯川秀樹與莊子和平思想的交集

湯川有關和平的言論 (ChatGPT製作)

湯川的和平思想 (ChatGPT製作)

湯川走向和平責任 (ChatGPT製作)

莊子有關和平的言論 (ChatGPT製作)

莊子的和平思想 (ChatGPT製作)

湯川與莊子和平思想的交集 (ChatGPT製作)

湯川秀樹長年致力於和平運動。他的和平思想不只是抽象的道德主張，而是由戰爭反省、核武危機與科學家責任等層面逐步形成。他的和平思考貫穿戰後三十餘年，而公開的反核與裁軍行動，則在1954年比基尼氫彈事件後顯著深化。其核心可以概括為： 科學家既參與創造可能改變世界的知識與力量，也必須為這些力量的運用承擔公共責任。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及廣島、長崎遭受原子彈轟炸後，湯川進入一段深刻的反省與沉思。1945年10月，他在〈靜靜地思考〉一文中寫道：「國家的目的與手段若要具有正當性，就不能違背全人類福祉的增進。」

他進而反省，從個人、家庭、社會、國家到世界的整體關係中，若把國家單獨抽出，賦予它至高無上的權威，便是嚴重錯誤。這顯示他的和平思想首先是對國家至上主義的反省。

1954年，美國在比基尼環礁試爆氫彈，造成第五福龍丸船員受輻射污染。湯川隨即發表〈原子力與人類的轉機〉，主張：「保護人類免受原子力的威脅，難道不應置於其他一切目的之上嗎？」

這可視為他由戰後反省進一步走向公開和平行動的重要轉折。對他而言，核武已不只是國家安全問題，而是整個人類能否生存的問題。

1955年，湯川成為《羅素—愛因斯坦宣言》的十一位簽署人之一。宣言呼籲世人暫時放下國家、陣營與意識形態的立場，首先把自己看作共同面臨存亡危機的人類。宣言的精神集中於一句著名呼籲：「記住你們的人性，忘掉其餘的一切。」

這是宣言的共同文字，不能視為湯川個人的原創名言；但他以簽署和後續行動，明確承擔了這項立場。宣言要求各國承認：世界戰爭不能實現任何國家的目的，爭端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

湯川認為，核武時代的全球危機不能只靠彼此競爭的主權國家處理。他支持強化聯合國及世界聯邦理念，並於1961年當選世界聯邦主義者世界協會會長，任職四年。這表示他的和平思想不止於個人的道德呼籲，也包含建立超越國界的全球治理制度。

1962年，湯川秀樹與朝永振一郎、坂田昌一等人共同發起第一屆「科學者京都會議」，延續《羅素 - 愛因斯坦宣言》與帕格沃什運動的精神，此後逐漸形成持續討論核裁軍、戰爭與科學責任的會議傳統。

1975年，湯川與朝永振一郎提出〈超越核嚇阻——湯川・朝永宣言〉，並獲與會科學家共同簽署，反對以「恐怖平衡」維持和平。他們認為，只要各國繼續依賴核武，誤判、事故與軍備競賽的危險便不可能消失。因此，湯川追求的並非僅是限制核武數量，而是：從核武管制走向全面核裁軍，最終廢除核武。

1975年，他抱病參加在京都舉行的帕格沃什研討會；1981年，他在病中仍參與科學者京都會議，呼籲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廢除核武。會議後十天，他寫成〈和平的願望〉，成為生前最後一篇文章；三個月後逝世。

湯川和平思想可以歸納為五個核心：

第一，人類共同福祉高於國家利益；
第二，核武最終必須廢除；
第三，科學家須為科學力量的用途承擔責任；
第四，科學合作應超越國界與意識形態；
第五，和平不能只依賴善意，還需要全球治理與裁軍制度加以保障。

總而言之，湯川秀樹的和平思想可以概括為：科學使人類獲得前所未有的力量；科學家的良知，則必須防止這種力量成為毀滅人類的工具。

由於湯川深受莊子思想的啟發，他與莊子和平思想有何相通的地方?

莊子沒有像現代政治思想家那樣，提出完整的「和平主義」理論；但《莊子》中確有許多反對爭奪、強制與戰爭，主張尊重差異、保存生命及順應自然的言論。本文所說的莊子思想，主要指《莊子》全書所呈現的思想傳統，最具代表性的觀點如下:

一、不以力量強迫萬物: 「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 《莊子・應帝王》

意思是順應萬物本身的自然，不把個人的意志強加其上，天下便能得到治理。若從和平倫理的角度閱讀，這可以視為《莊子》思想的重要啟示：和平不是控制一切，而是減少私意與強制。

二、超越彼此的是非爭執: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莊子・齊物論》

人們往往堅持「我是、你非」，因而造成對立。《齊物論》並非取消一切判斷，而是提醒人們：自己的立場並非唯一尺度，應避免將自身的是非判斷絕對化。

三、超越自我中心，體會萬物相通: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 《莊子・齊物論》

人並非脫離天地萬物而孤立存在。若能體會萬物相通，便較不容易把他者絕對化為必須消滅的敵人。若作現代詮釋，這句話可以啟發生命共同體及生態和平的思考。

四、萬物沒有絕對的高低貴賤: 「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莊子・秋水》

從「道」的高度看，萬物沒有固定的尊卑；從各自立場看，卻總是抬高自己、輕視別人。國家、族群與個人之間的許多衝突，也往往伴隨「自貴而相賤」的心理。和平因而需要尊重不同生命與文化，而不是把差異轉化為尊卑。

五、最大的武器可能藏在人心: 「兵莫憯於志，鏌鋣為下。」-《莊子・庚桑楚》

最具傷害性的力量，可能不是外在兵器，而是內心僵固的意志、敵意與支配欲；鋒利的鏌鋣反而還在其次。換言之，外在武器固然可怕，內心僵固的成見、敵意與支配意志，同樣是暴力的重要根源。真正的和平，因此不能只處理武器，也須處理人心中的暴力傾向。

湯川秀樹與莊子相隔兩千多年：莊子面對戰國時代的征伐與權力競逐；湯川則親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原子彈與核武競賽。兩人所使用的語言不同，卻都看見一個共同危險：人一旦把有限的知識、制度或力量視為絕對真理，便可能以「改善世界」之名傷害生命。因此:

一、反對以強力改造世界:莊子提醒人們，不要因自以為了解萬物，便以一己尺度強行改造世界；湯川則進一步提出現代科技倫理的問題：科學上能夠做到的事，不等於倫理上應該去做。

二、以理解自然節制支配自然的欲望: 莊子所說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呈現自然自身的生成秩序。人不應自居於萬物之上，把天地僅僅視為可供支配和利用的工具。

湯川的理論物理研究，同樣出自對自然秩序的好奇與敬畏。他追問核子之間為何能夠相互作用，試圖從物理現象中找出簡潔而一致的規律。基礎科學首先在於理解自然；至於科學知識應如何運用，則必須接受倫理與公共責任的檢驗。

三、超越彼此對立的界線: 莊子的「齊物」不是取消一切差異，而是提醒人們：我們所堅持的是非、利害與彼此界線，往往受到立場限制。若把自己的觀點絕對化，便容易把異己視為必須消滅的敵人。

湯川身處冷戰與核武競賽，也認為人類不能只從國家、陣營和意識形態出發。核戰爭一旦爆發，沒有真正的勝利者；科學家必須超越國界，從全人類的共同命運思考。

四、和平不只是沒有戰爭: 從《莊子》的思想推演，和平不應依靠更強大的權力壓制衝突，而應讓萬物各安其性、彼此不受強迫。

湯川的和平觀也不只是暫時停止戰爭。他所關心的是：廢除核武器、建立跨國科學家合作、防止科學淪為毀滅工具，使人類獲得與技術力量相稱的道德智慧。共同核心是節制力量、保存生命。

五、警惕善意與理性的傲慢: 《莊子》中的儵與忽並非有意殺害渾沌；他們只是按照自己的尺度，想讓渾沌具備人的七竅，結果反而使其死亡。這則寓言提醒我們，善意一旦結合僵化尺度與強大力量，也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傷害。湯川面對核武時也認識到：科學理性若只追問「能否做到」，而不追問「是否應該」「由誰決定」及「由誰承擔後果」，原本以進步與安全為名發展的力量，便可能轉化為威脅人類生存的工具。

《莊子》從心靈與生命的根本處消解強制、成見與對立；湯川秀樹則把對自然與生命的敬畏，轉化為科學家的反核行動、公共責任與世界關懷。兩者相通之處，不在於提出相同的政治方案，而在於共同警惕力量的傲慢，主張超越狹隘立場，並以保存生命作為和平的根本。莊子教人不要以自己的尺度傷害萬物；湯川提醒科學家不要以自己的力量毀滅人類。真正的和平，始於節制力量，深化於理解差異，完成於保存共同生命。

矽谷從未離開五角大廈

名人堂／矽谷從未離開五角大廈

2026-08-30 聯合報／ 陳力俊

矽谷與五角大廈 (ChatGPT 製作)

川普重返白宮後，矽谷最有權勢的企業家們紛紛倒向川普陣營，讓許多美國人感到驚訝。這些曾擁護全球化和消費性應用的執行長和投資者，突然轉而擁抱愛國主義和先進武器。

長期報導美國國防與國安議題的莎朗．溫伯格在《紐時》撰文指出，不要誤解這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政治轉變或態度的改變。矽谷最大的神話莫過於「矽谷與五角大廈之間的意識形態鴻溝無法逾越」這種說法。

對科技公司而言，白宮主人的個性和政治傾向遠不如他是否願意接受矽谷的產品重要。在科技企業眼中，聯邦政府是一個規模龐大的採購者，而矽谷轉向軍方，以及轉向川普，與其說是政治轉變，不如說是市場適應。

首先，矽谷與五角大廈從來不是截然對立。矽谷早期的半導體、電腦、網路與航太科技，本來就深受冷戰軍事經費與政府採購扶植。換言之，軍事科技並非矽谷後來才進入的新領域，而是它的歷史起點之一。

其次，矽谷在廿一世紀初遠離軍方，並不完全出於反戰或自由主義價值，而是因消費市場和中國市場提供更大的商機。蘋果、Google、Facebook及各家創投公司面向的是數十億消費者，五角大廈反而顯得採購程序繁瑣、獲利空間有限。

再者，當中國市場逐漸關閉、中美競爭加劇，而ＡＩ、無人機、衛星、資安與擴增實境成為美國國防部大量採購的項目後，矽谷重新發現軍方是資金雄厚的大顧客。因此，科技企業轉向川普與五角大廈，主要不是意識形態轉變，而是資本尋找新市場。

以 Google為例，二○一八年一度因員工抗議，退出五角大廈的ＡＩ「Maven計畫」；僅僅幾年後，卻又積極爭取國防合約。與其說完全出於愛國主義，不如說主要受到市場利益與國安需求的共同推動。美國聯邦政府，尤其是五角大廈，已成為全球ＡＩ及自主武器的重要客戶之一；這些技術也被美軍視為未來戰爭，尤其是印太地區潛在衝突的重要作戰工具。

二○二六年，Anthropic因其ＡＩ模型的使用限制與五角大廈發生激烈爭議後，Google等科技公司同意向國防部的機密網路提供ＡＩ服務。對Anthropic而言，爭議不在於是否為五角大廈服務或是否應與中國競爭，而在於公司能否限制模型被用於大規模監控及完全自主的致命武器。這也顯示矽谷的國防轉向雖受到龐大利益驅動，企業倫理與技術控制權仍是無法完全抹去的界線。

二○一四年，Facebook對進入中國市場仍充滿期待。十餘年後，Facebook已更名為Meta，並與國防新創公司Anduril合作開發軍用擴增實境裝備，爭取規模龐大的美軍採購市場。從爭取中國消費者到服務美國軍方，這正是矽谷市場重心轉移的鮮明縮影。

這篇文章最大的貢獻，是揭示矽谷政治姿態背後的經濟結構：當全球消費市場與中國市場退潮，國防、ＡＩ與國安便成為新的成長引擎。它成功說明，矽谷轉向軍方並不完全是川普造成的，而是歷史回歸、地緣政治與資本逐利共同作用的結果。

矽谷並非突然由和平主義者變成軍國主義者；它原本就是商業資本、政府資助與軍事需求共同孕育的產物。今日真正的變化，不只是顧客由消費者轉為五角大廈，更是國安、企業利益與科技權力正在重新結合。值得警惕的，不只是企業從戰爭中獲利，而是這種新結合將由誰監督、又由誰承擔後果。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

無人機預算雖過 仍應警惕陸「火力封鎖」

無人機預算雖過 仍應警惕陸「火力封鎖」
2026-08-28 聯合報／ 曾士宇／大學教師（新竹市）

火力封鎖 (ChatGPT 製作)

近年來兩岸政治互信持續下降，賴政府的兩岸政策、國防措施及漢光演習，也顯示決策當局已將台海戰爭視為須認真面對的風險。無論人們對政府兩岸政策持何種看法，都不能否認台海衝突風險正在升高。社會除了期待透過對話、交流或政黨輪替改善兩岸關係，也須正視北京可能採取的軍事手段。

從俄烏戰爭到美以伊戰爭，均可看出無人機是「以小博大」利器。立法院昨天在藍白人數優勢下，通過藍版的無人機相關條例。然而對台海來說，無人機戰備固然重要，卻也可能導致忽略其他選項。

分析人士通常將大陸對台軍事行動分為三類：入侵直接控制台灣；聯合火力打擊轟炸台灣的城市與政治機構，迫使投降；由海上封鎖促使台灣屈服。但最近政治分析家尤金．戈爾茲與柯比．戴維斯在《外交事務》撰文指出，這些選項對中國來說都是高成本的賭注。封鎖將增加直接攻擊第三方的風險，使中國可能同時與美國等國際強權作戰。

該文指出，北京有一個被忽視的選項，可能產生傳統封鎖效果，但成本較低，即「火力封鎖」，針對台灣港口基礎設施的導彈攻擊行動。此類打擊不會像登陸或聯合火力打擊那樣，集中在台灣城市核心地區進行大規模戰鬥行動，也不會像傳統封鎖那樣危及第三方船隻；且火力封鎖只會使用少量飛彈，針對台灣港口狹窄目標，因此避免在島嶼周圍設置封鎖線，也不會讓中國海軍暴露於台灣防禦性飛彈攻擊之下。

在火力封鎖下，國際商船仍可自由繞島航行，意味著日、韓等東亞國家幾乎能不受干擾地繼續大部分貿易；船隻甚至可航行至台灣，但無法在嚴重受損的港口裝卸貨物。模擬此類攻擊模型顯示，中國僅用數百枚彈道飛彈，就能大幅切斷台灣的貿易並長期壓制其貿易。

兩位作者模擬結果顯示，中國在一百天內發射少於五百枚飛彈，便可將台灣進口量降至和平時期的一成五；北京無需主動追蹤和攔截前往台灣的商船，降低與外部勢力直接對抗的可能性；中國也能有信心，國際船隻在停靠時不會意外命中，且盡可能避免傷害平民。

在火力封鎖下，如同傳統封鎖，台灣的損害主要來自供應短缺與物價上漲。

總體而言，火力封鎖能有效利用中國的軍事資源，共軍將能保留大部分能力以威懾美國及他國援助台灣。介入總是有可能，但相較於其他選擇，火力封鎖能將此風險降到最低，故台灣及其國際夥伴應為此類策略做好準備。投資應對中國傳統威脅固然重要，但還不夠。台灣應為港口和民眾做好準備，應對可能因火力封鎖而中斷的補給。

名人堂／美國陷入的新永恆戰爭

 名人堂／美國陷入的新永恆戰爭

2026-08-18 聯合報／ 陳力俊

美國陷入的新永恆戰爭 (ChatGPT 製作)

正如美國在伊朗的泥淖所顯示，戰爭幾乎總是比開始更難停止。根據曾任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的蘭德（Dafna H.Rand）在《外交事務》發表「新永恆戰爭：美國如何陷入盟友的爭鬥」一文，分析華盛頓試圖主要依賴空中力量，避免派遣地面部隊，以免捲入所謂「永恆的戰爭」。但在許多國家，美國並非直接參與，而是裝備親密盟友以對抗共同威脅與共同敵人。

二○一五年，華盛頓支援沙烏地領導的聯軍對抗葉門胡塞武裝。二○二二年起，支持烏克蘭抵禦俄羅斯入侵。二○二三年哈瑪斯襲擊以色列、加薩戰爭爆發後，美國持續向以色列提供軍事與外交支持。在這三場戰爭中，華盛頓都提供或出售了大量軍事裝備，並給予不同程度的情報、訓練與外交支持。然而，軍事支援的成效與政治控制力並不成正比。美國成為戰爭持續能力的重要供應者，卻未必擁有相應的終戰決定權。

傳統的「永恆戰爭」是美軍親自作戰，新的「永恆戰爭」則可能變成美軍不大量上戰場，但美國的武器、情報、金錢與外交力量長期留在戰場。美國從阿富汗、伊拉克得到的教訓是「不要再派數十萬美軍打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但它的替代方案：武裝盟友、提供情報、空中力量及外交支持，並沒有真正解決「如何結束戰爭」這個根本問題。

蘭德真正討論的並不是「美國是否應該援助盟友」，而是如果不能有效影響盟友的戰爭目標、作戰方式與停戰時機，那麼「支援盟友」本身就可能成為另一種形式的永恆戰爭。

他指出美國援助盟國的「槓桿悖論」。在盟友最危急、最需要美國的時候，美國面臨道德、政治與戰略壓力，不便立即要求盟友限制戰爭目標、約束軍事行動，甚至預先討論停火，很容易被視為「在盟友最困難的時候扯後腿」。

可是等戰爭進行一段時期後，盟友已建立自己的戰爭目標，美國已投入大量資源與聲譽，更難抽身；同時，美國國內民意和國會支持卻逐漸下降，結果是美國的物資投入愈來愈多，政治影響力反而可能愈來愈小。

作者打破一種常見錯覺：美國提供武器，所以受援助者就應按華盛頓意思行事。實際則並非如此。各國領導人都有自己的國內政治、國家利益、歷史記憶與政治生存需求。作者指出較小的盟友甚至能反過來影響美國政治。他們可訴諸國會、媒體、利益團體與美國輿論，繞過白宮。這使傳統「大國控制小國」的權力模型變得複雜：美國有武器槓桿，盟友也有政治槓桿。

本文最值得注意的是軍事援助本身不是戰略。武器可以幫助盟友打仗，卻不能回答五個更高層次的問題：為何而戰？打到什麼程度？什麼叫勝利？什麼時候停止？ 如果盟友對「勝利」的定義與美國不同，美國究竟是在支持盟友，還是在承擔一場自己無法決定終局的戰爭？

廿一世紀美國面臨的戰略風險，也許已不只是自己發動一場錯誤的戰爭，而是在沒有共同終局、沒有援助條件，也沒有退出機制的情況下，逐步承擔盟友延續戰爭的責任。這正是霸權管理同盟最深刻的困境：既不能拋棄盟友，又不能完全控制盟友；既要維持安全承諾的可信度，又要避免被盟友拖入無法結束的戰爭。大國如果只有支持盟友作戰的能力，卻沒有協助盟友結束戰爭的能力，那麼再強大的軍事力量，也不能稱為完整的戰略。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

名家縱論／劃時代的巨人高希均先生

名家縱論／劃時代的巨人高希均先生

2026-08-08 聯合報／ 陳力俊

書生報國的典範

一生倡導進步觀念

追求和平幸福

斯人已遠

天下文化創辦人高希均先生六日辭世，消息傳來，歷任大學校長群組裡一片哀悼之聲，咸認他是「書生報國的典範」，無論文筆、口才、見地及對時代的貢獻，均令人讚嘆。我則加上一句：「劃時代的巨人。」斯人遠行，令人萬分不捨。

案頭的《高希均回憶錄》，封面上是他溫文儒雅、帶著親切笑容的照片，副標題則是「從『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到『和平幸福』」。這正是他一生倡導進步觀念、追求和平幸福的寫照，也是經濟學家、教育家、出版家與思想傳播者的人生智慧與實踐。

高先生的貢獻，不只創辦《遠見》與天下文化，也不只出版數千種好書，而在數十年如一日，把經濟學的理性、出版人的使命、知識分子的良知與對社會的關懷結合起來。在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從製造經濟走向知識經濟、從封閉走向全球化的關鍵年代，始終站在觀念傳播的前線。

回想近年與高先生交誼，前後至少有十一次：六次在清華大學，三次承蒙他在天下文化「人文空間」接待共進午餐，一次在台灣聯大舉辦的國際研討會，最後一次則是今年六月一日他的回憶錄新書發表會。每一次相聚，都使我受益良多，深受啟發。

二○一二年，他應邀在清華大學畢業典禮致詞，勉勵畢業生「讀書要讀一流的書，做人要做一流的人」，同時要大家成為「專業內要內行，專業外不外行」的知識人，並推崇沈君山前校長博學多才，兼具專業、通識與深厚的中華情懷，值得清華學生學習。

高先生也是一位重情重義的長者。在沈前校長追思會上，他說：「他把心留給了中國，把愛留給了台灣，把情留給了清華，把一生的典範留在人間。」在《張立綱傳：五院院士的故事》發表會上，他又追憶與張立綱院士多年交遊，深情緬懷這位在半導體物理領域卓有貢獻的科學家。

作為具有公共使命的出版家，他總是樂於彰顯他人的貢獻。在《十里天下》發表會上，他讚揚史欽泰院長「選擇教育而非創業」、「有名但沒有利」，並以「潤物無聲」形容其栽培後輩。在《紀律長贏》發表會上，他推崇林哲群教授「不藏私」，願將清華永續基金的操作心法與制度設計公開分享。

與高先生在人文空間午餐時，話題雖離不開出版，卻也縱論社會與時代，更能體會他的高瞻遠矚與高風亮節。我曾提及自己長年是「天下遠見讀書俱樂部」的忠實會員，訂購過數百本書，對俱樂部後來結束深感惋惜。他告訴我，其中另有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曲折。從他的談話中，我更深刻感受到，一位出版人數十年堅持理想的背後，不只有風光，也有委屈、承擔與不為人知的寂寞。

高先生一生始終在做一件事：把好的觀念帶進社會，把好的書送到讀者手中，把優秀的人介紹給更多人，也努力讓台灣走向更開放、更進步、更具世界觀的方向。他留下的不只是一家出版社、一份雜誌和數千種好書，更是一整個世代知識分子的閱讀記憶與價值座標。

在高先生的敦促及天下文化編輯的努力下，我的自傳性新書即將出版。原先期待他為書賜序，並在新書發表會上再聆雋語，如今都成為遺憾。然而轉念一想，這本書本就有他的一份心力，謹以新書敬獻給這位我由衷敬重的長者，也紀念一位以思想啟迪社會、以出版推動進步、以一生實踐知識分子責任的劃時代巨人。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