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 [註一] 為曾在《自然》雜誌工作，現為專職作家菲利浦．鮑爾 (Philip Ball) 於2014年出版之 Serving the Reich: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Physics under Hitler 翻譯作，曾入圍英國皇家學會科學圖書獎、最受歡迎科普網站 PanSci 泛科學推薦。
作者很有深度的探討當科學家面對納粹統治，應該共謀還是抵抗？選擇三位諾貝爾獎得主：「彼得．德拜」 (Peter Debye) 、「馬克斯．普朗克」 (Max Planck) 和「韋納．海森堡」 (Werner Heisenberg) 為主角。由他們的個人歷史讓我們以不同角度審視，當猶太科學家包括「愛因斯坦」等人被迫害出走時，這些「非猶太」的科學家們選擇留下來，最後成了納粹政權的「幫兇」。正因為這三位科學家既非英雄也不是惡人，所以關於他們生活在「第三帝國」的現實，或是有關科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都引人深思。
在「德拜」、「普朗克」和「海森堡」幾個形成鮮明對比的情況和決定中，我們可以發現解答這個問題的背景資料。這三個人的生命在許多方面相交且相互作用。「德拜」和「海森堡」的導師是同一個人。一九三○年代初期，兩人在萊比錫並肩工作。「普朗克」對於兩個人的職業生涯都給予支持，而他們將他視為父親般的形象和道德的燈塔。「德拜」不顧納粹的意願，堅持將他在柏林主管的物理研究所以「普朗克」為名。戰爭爆發後，當「德拜」前往美國，最終是海森堡接替他的職位。
這三個人的個性都不一樣。很明顯的，他們都不熱中於「希特勒」政權，但他們無論是在管理上、智識上和激發靈感上，都是德國科學界的領導和指標人物。而且他們各自在設定物理學界對於納粹時代的反應基調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每個人都在納粹時代之前和其中，為「德意志帝國」服務，但是這和服務「希特勒」不同，更不用說接受他的思想，他們之中沒有人看起來能夠認真考慮，這之間是否或如何有所區別。
在「德國」國內，很少有人積極反對「納粹」，例如幾乎沒有任何「非猶太裔」教授辭去職位，或是以移民抗議1933年「希特勒」推行的有差別待遇的「公務員法」。
他們對於國家社會主義者的專制和反猶太人的政策是否表達出強烈的反對，或者反而調整自己去適應這個政權？我們是否應該因為這些科學家的社會和專業角色、他們的國際關係、科學和哲學世界觀，而去考量他們擁有了特殊的地位以及超越一般人的義務？科學本身是否因為其在意識形態及軍事上的規劃，而遭受國家社會主義者強行徵用？是否如一些人所說，國家的種族政策消滅了科學？或者至少在開始投下原子彈之前，科學得以倖存，並在某些方面蓬勃發展？
有一點是明確的：這些問題，還有因為這些問題而對科學和國家的關係所產生的意涵，都無法透過「結合了聖徒傳和妖魔化、科學家正義與邪惡的特質，持續且致命的雙面操作」來表達。被「康乃爾」大學委託調查「德拜」戰時言行的歷史學家沃克 (Mark Walker) 認為這樣的操作經常破壞了早期對於第三帝國的科學所試圖做的了解。甚至到現在，還有人傾向理解德國科學家所做的選擇不是「正確」，就是「錯誤」，沒有灰色地帶。而這樣的分類往往是由寬容的自由民主擁護者以無所不知的後見之明所決定的。並不需要成為道德相對主義者才會發現這樣的情況有其危險。可以肯定的是，在這個故事中，有英雄，也有惡棍。但是大部分的角色都和我們大多數人一樣，不是英雄，也不是惡棍。他們的缺點、判斷失誤、他們的善意和勇敢的行為，都會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們也會妥協和短視近利。或許這和善惡無關，而是人性，是人之常情。
「普朗克」為「量子力學」開山祖師之一，謙謙君子，為人正直大度，是保守的傳統主義者，認為自己是「德國」文化的守護者。這樣的人是愛國者，「當情況牽扯到國家驕傲和情感時，他並沒有因為個性溫和而不好戰」，對於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有自信，相信「科學就像藝術和宗教，只能先在國家的土壤中正常生長」，並意識到他們的首要職責是服從國家。並認為與「納粹」合作是兩害之中取其輕，面對「納粹」的干擾和要求，「普朗克」的反應是苦惱且支吾。與他最接近的二兒子「埃爾溫·普朗克」（Erwin Planck）因參與1944年暗殺「希特勒」的密謀案，於1945年1月23日被殺害是他晚年最大的傷痛。
「「普朗克」的性格特色是包括尊重法律、信任已建立的制度，奉行本分，以及絕對的誠實，有時的確太多顧忌，在納粹時代，這些特質是弱點，誘使他陷入停滯與妥協」，「除了善良之外，沒有道德的指南針」， 「大家都盯者「普朗克」，看他會做甚麼，而他做了錯誤的示範」。
「德拜」是「荷蘭」人，但在「德國」任職，擔任研究所所長以及學會會長職務，公文上依法要寫「向希特勒致敬」(Heil Hitler) ! 同時也簽署辭退「猶太科學家」的公文，學會從未對一些傑出成員遭到尖銳攻擊以官方立場表示抗議。他認為﹕「重點是怎麼做才有效及適當，抗議則兩者皆非」，「與其沉迷於會被視為自我中心且徒勞的姿態，不如發出嘆息，帶著遺憾行動」，「明顯缺乏道德自省」，具有「對命運投降的道德缺陷」。
有作者認為「德拜」是「弄髒雙手的諾貝爾獎得主」、「協助政權的志願者」，並且對「希特勒最重要的軍事研究計畫」做出了貢獻。由於這些爭議，「荷蘭」以「德拜」冠名的研究所以及獎項紛紛將其除名。同時「德拜」於二次大戰期間直到他於1966年去世之前在美國「康乃爾」大學任教，而「康乃爾」大學經調查後，仍保留其享有的榮譽。另一方面，「德拜」也冒險協助「猶太」女科學家莉澤·邁特納（Lise Meitner）出逃。雖然「一個誠實的人在邪惡政權的脅迫下不得不妥協」，而這樣的暴行終於迫使「德拜」流亡，但主要因拒絕放棄「荷蘭」國籍而離開德國，而非根本上反對納粹統治。
「海森堡」是否有積極幫助「納粹」發展核子武器，一直有爭議。[註二] 「海森堡」尋求官方的認同，卻又拒絕承認自己的妥協所帶來的後果。對他來說，希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屈辱後能夠再現「德國」精神，「海森堡」毫不猶豫的將創新的「量子理論」放入對於之前一切都有所懷疑的世界觀中，所以他不覺得自己效忠於「普魯士文化」的保守主義。「符合「保守樂天主義」樂天派形象」，認為「那許多事都是好事，我們應該了解其良善企圖」，寫到﹕「外面的世界真的很醜陋，但工作是美麗的」，曾受到納粹宣傳頭子「希姆來」庇護，.「藉由誇大的合理化留在德國的原因，他更容易屈服於政權作進一步妥協於逢迎」，「沒有預期戰後道德的清算」。
在三個人中，「德拜」在許多方面表現最曖昧，不是因為他最狡猾，但也許是因為他是個比較簡單、更不懂得反思的人：在他對於研究的投入中，不管這樣是好還是壞，他是「科學家中的科學家」、真正的「非政治化」。這三個人的情況，讓我們知道了許多關於納粹國家的主導地位背後的因素。這樣的政權成為可能，不是因為人們無力阻止，而是因為他們沒能採取有效的行動 -- 事實上，連察覺到這樣做的必要性都沒有 -- 直到為時已晚。
正是出於這個原因，評斷「普朗克」、「海森堡」和「德拜」時，不應該考量一個人的歷史紀錄是否可以被視為足夠「乾淨」到應該用獎牌、街道名稱和塑像來榮耀他們。這是關於我們是否能夠充分了解我們自己的道德優勢和弱點。就如希特勒統治下的公務員和德國抵抗運動的一員，漢斯．貝恩德．吉塞維斯（Hans Bernd Gisevius）所說：
在這場德國的災難中，我們必須從中學到的其中一個重要教訓就是，平心靜氣看待一個民族會陷入無所作為的困境，接受每個人都有可能墮入太過算計、機會主義或膽怯，以至於迷失自己，再也無法回頭。
作者對「德國菁英文化」做了精闢的分析﹕
「十分重視教化的觀念，包含了教養和人格的成熟。教育系統本身強調哲學和文學的重要，讓人們欣賞德國的文化，被期待成為這個國家傳承的擁護者」，
德國物理學家的立場﹕「行為的價值在於它的後果，而非動機」，
導致「當你反抗時，所有其他學者都得負責」，
「質疑國家是否正當」，「政治」意義接近「不愛國」。
關於納粹的警語:
「希特勒」明白，只要他讓一切合法，就能夠為所與為。利用了德國人服從國家的本能，人們不會反對制定為法律的措施，
納粹反應﹕「合理合法」，
「就字意上來看，法律會在道德上造成犯罪，實際上是矛盾的概念」，
「合法性不會讓它變得正確」，
「抗議法律的違法性這樣的矛盾的位置，在德國沒有道理」，
「愛國主義和民族自豪感，被認為是一種責任」，
人們普遍相信，「希特勒」政府只是過渡時期，他要不是很快失去權力，就是被迫緩和極端。
[評] 「希特勒」政權，是由民主選舉產生，而迅速變成獨裁政權，制定各種法律，如果拘泥於「惡法亦法」，終於導致其無惡不作。民主國家如不能做到三權分立，而不知節制，則民主危矣! 國家危矣! 這點是大家要全力防止，及早下架「不公不義」的政府。
給世界的教訓
「第三帝國是自由民主的產物，和如今的美國沒有甚麼不同」，
「在經濟和政治動盪的時候，人們對這種政權就會特別敏感，造就美國最近的政治趨勢」，
「冷漠與順從在自由民主國家都很常見，更不用說獨裁國家」，
「歧視的受害者事實上成為鄙視、憤怒和指責的對象」。
[評] 觀諸現在世局發展，確實讓人憂心。
關於「德國」科學家
「德國」大多數的科學家在面臨「納粹」 國家的侵犯和不公義時，做出了適應和逃避：也許稍有微詞、無視這樣或那樣的指令，或者幫助被解雇的同事，卻沒有持續採取抵抗行為。他們最關心的是如何維護自己的事業、自主性和影響力，
對「愛因斯坦」來說﹕「政治」意味者「更廣泛意義的人類事務」，也因此事對與錯、公平或不公正、仁慈或殘忍的問題，
因為「愛因斯坦」參與了世俗事務，許多「德國」科學家認為將「科學政治化」，
主動建立「科學的責任」想法，否認更廣泛責任，
以個人的力量，要反對這個政權，有多困難，
完全沒有道德立場，僅為捍衛自主權和傳統，之後不表現悔恨，
德國物理學家的背景和事業發展，他們的保守、愛國精神和責任感，決定他們對納粹統治的反應。
[評] 這些缺點，不僅限於「德國」科學家﹔「愛因斯坦」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即積極反戰，在「普朗克」等人不顧「德國」侵入中立國「比利時」並施暴情況下，簽署宣言呼籲支持政府時，拒絕聯署。「希特勒」掌權後，他迅速離開「德國」，不存任何幻想，反觀許多「猶太裔」科學家躊躇再三，直到幾年後被禁止出境，送往集中營，多慘遭殺害，也可見「愛因斯坦」睿智的一面。
關於科學家
科學家因為擁有優越的知識，再思考他們的研究更廣泛的社會和正式意義時，就被賦予了特殊的責任，對領導成員，尤其應有更多期待，
不關心政治，讓科學家易受政治操控。它本身就成為和政治相關的立場，因為不用直接批評政府，
爭取政府與企業的支持，使科學本身變得政治化，並且在道德上有責任。
科學發現具有社會後果，科學家也參與了政治現狀，
科學道德和政治傾向，讓科學研究成為政治行為，
科學家認為他們的天職是與各種過度的意識形態絕緣，
看待事情，更從容更理性，是較優秀類型活動的理想化概念行業，帶有危險性自滿，
在科學中要求的理性和客觀的觀點，在道德問題上並沒有擁有任何優勢，
科學家不會比較對政治人物的毛病免疫，
許多科學家在他們的職業找到理由去躲避社會正義和正直的問題，
科學確實有自由主義的傳統，非單純就科學訓練本身而言，
對侵犯言論自由直言不諱，但對某些武器研究以及軍火貿易的正當性，卻陷入沉默，
科學家常說﹕人們不能指望其精通道德與倫理判斷，
研究的後果，必須置於科學家領域之外，
科學的訓練很少包含道德層面，或僅限於專業的規範，
人在這方面的義務，應該和所造成的影響成正比，
新技術的發展，引發了重要的社會與倫理問題，應該在科學界和他們的技術發展之中和之上進行辯論，
科學界常見的反應是，承認這些都是重要問題，但堅持必須把這些問題留給「社會」或「其他人」來決定，
科學界大多數人的有限道德視野和有意識的疏離政治有密切的關係，
科學的實踐「充滿需要思想的政治模式和政治手段問題」，
科學的領導幾乎毫無例外順從國家，
對與錯的問題不存在，沒有任何與道德有關的選擇，
科學家的失敗出自於它們在道德上的遲鈍，以及他們沒有定義、描述或甚至認知責任問題的能力，
基礎工作，推動社會前進，未考慮對社會的影響，
希望全體科學界體認，而非僅限於幾個特別深思熟慮的人，
政府只是透過如何選擇所要支持的研究，「就能夠深刻引響科學家的工作、他們研究的問題、使用的方法，以及如何展示成果」。
[評] 科學家與政治、社會責任，是所有科學家要嚴肅面對的問題，不容傲慢與逃避。尤其如核子科技，遺傳科技、奈米科技、人工智慧等影響深遠的科技，從業人員要有更高的警戒心。
[註一] 「菲利浦．鮑爾」 (Philip Ball) ，「為第三帝國服務：希特勒與科學家的拉鋸戰」(Serving the Reich: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Physics under Hitler)，由張毓如譯，「麥田出版社」(2017)
[註二] 電影《捕手間諜》改編自Nicholas Dawidoff的1994年傳記書《The Catcher Was A Spy: The Mysterious Life of Moe Berg》。Berg曾被授予美國「總統自由勳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書中記述1943 年，美國獲知「海森堡」將於12月初在「瑞士蘇黎士」演講的消息，指派Berg前往聽講，並且判定「海森堡」的演說內容中是否使他確信德國已經接近完成核彈。如果Berg得出此結論，他被授權槍殺「海森堡」；然而Berg確定答案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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