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日內蒙古裔歷史學者楊海英的中國史觀

旅日內蒙古裔歷史學者楊海英的中國史觀

遊牧文明才是歷史的驅動力

在台灣受教育的學子，對「炎黃子孫」、「中國四千年史」、「二十四史」、「漢文化」、「漢民族」、「中華文明」等名詞耳熟能詳，也造就了大多數人的中國史觀。

旅日內蒙古裔歷史學者楊海英在2019年所出版的「文明的遊牧史觀： 一部逆轉的大中國史」[1, 2] 提供了很不同的視角，一方面受其身為蒙古人後代背景浸染，一方面似深受日本右翼學者觀點的影響，值得思索回味。

作者認為：「中國史不過是中國人天真浪漫的幻想！」大部分漢字文化區的讀者，都會有「遊牧民族雖然軍事力量強，但野蠻、粗魯、暴力」的既定印象。然而這只是戴著中華思想的有色眼鏡來看的結果，而被中國史定位為蠻族的遊牧民才是世界史的主要推手！「『漢文明』並非普遍性的世界文明，而是一個地方文明。」

《文明的遊牧史觀》這本書告訴我們，技術先進、資訊發達、富有組織力的遊牧文明才是歷史的驅動力！所謂「軍事力量」，是當時科學技術與社會體系、作為群體的凝聚力、資訊蒐集能力等各式各樣要素的總和。現在世界上擁有最強軍隊的，毋庸置疑乃是美軍，它也是世界秩序的締造者和維護者，應該沒人會說他們的強悍是一種「落後、野蠻的力量」吧！

[評註] 這部分可能是作者最成功的地方，讓人反思對遊牧民族的偏見，甚至刮目相看。

在支撐遊牧民族「強悍」的技術中，最重要的就是「畜力」。對馬、牛、駱駝等大型動物的馴育、養成、管理等技術，本身就是一種高度的文明。另一方面，蓄力在當時的條件下，也是青銅或鐵製的武器、絲綢等物品最快的運輸工具。眾所周知，即使對馬車的運用，也是西亞先於支那 (日本稱謂) 地區，然後才漸漸地往東傳播開來。也就是說，和馬這種「畜力」相關的技術是遊牧文明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資訊力。和定居農耕民族比較起來，遊牧民在廣大的地區中遷徙，不斷地進行見聞和調查，因此掌握了最全球化的資訊。這種資訊力也被活用在通商上。運輸能力優越、往來於各個地區間、對各地產品與市場需求瞭若指掌的遊牧民，同時也是優秀的商業民。遊牧民族的寬容性，對各種文化的包容和開放姿態，也是與此密切相關。

從「文明的遊牧史觀」重新看待中國，會如何逆轉出一部中國史呢？作者指出，在今日中國中心地區產生了黃河文明固然是事實，但考古學指出，這個古代文明與現在的「中國人」之間的關聯，不管在文化上，或是人種上，都早已斷絕殆盡。跟現代的希臘人，與古代希臘文明之間並沒有關聯是一樣的道理。

[評註] 作者指出；「在今日中國中心地區產生了黃河文明固然是事實，但考古學指出，這個古代文明與現在的「中國人」之間的關聯，不管在文化上，或是人種上，都早已斷絕殆盡。」值得商榷。

今天的讀者多以中國為「中心」，所以歐亞就變成了「邊陲」。這種世界觀其實是奠基在「漢民族」這種二十世紀初期才出現的假設之上。真相是，根本沒有「漢民族」這種東西，是歐亞興起的各個文明，不斷向黃河流域遷徙，才形成今日的樣貌。所以「中國四千年的歷史」不過是現代中國人天真浪漫的願望與幻想。

[評註] 這與日人所提「七塊論」相呼應；「七塊論」意以中國民族之複雜、歷史之多變以及當前民生之凋敝、施政之不得人心，將會在短時間內產生鉅變，分裂成東北、華北、華南、內蒙古、新疆、西藏及台灣七大塊。

很多日本學者認為中國人在甲午戰爭敗給日本之後的1895年起，便開始主張自己是「黃帝」（支那古代傳說中帝王）的子孫。這是一種因為被東夷日本超越感到震撼，並認為「自己怎能輸給野蠻人」，從而急遽產生的民族主義主張。之後又過了好長一段時間，到了二十世紀中葉，這個系譜又加上了另一位傳說中的帝王「炎帝」，從而形成「炎黃子孫＝漢民族」的主張。然而炎帝在以前中國的教科書中乃是邪惡的帝王。他與黃帝之間展開對立，失敗之後便逃往南方；換言之，他是少數民族的祖先，與漢人並無直接關係。

[評註] 以中國為「中心」史觀源於前此之封閉，自可檢討，「炎黃子孫＝漢民族」的主張演進待考，但「文明的遊牧史觀」則甚偏頗。

從「歐亞史」的觀點來看，被「中國史」定位為蠻族的遊牧民，分布範圍東起西伯利亞、西到歐洲世界，文化與人種繁多，是世界史的主要推手；相對於此，所謂「漢文明」不過是以所謂的「中原」為中心，相當地方性且侷限的一個文明。故此，與其說「漢文明」是普遍性的世界文明之一，倒不如把它想成是一個地方文明，才比較接近真實狀況。

[評註] 以此標準，世界豈有「xx文明」可言！「漢文明」可大略以「漢字圈」聯繫，不宜因以前無此名詞而一筆抹殺。

若追溯中國地區的歷史，則會發現，它進行跨歐亞交易、在國際文化上大放異彩的唐、被認為是世界最大帝國的蒙古帝國（元）和清等，這些繁榮的國度都堪稱為名符其實的「亞洲大帝國」。但是，它們全都是非漢民族所建立的征服王朝；從這些看來，不受漢民族中心主義控制、而是由異民族的國際主義所統治時，才是所謂「中國」最繁榮的時代。

[評註] 蒙古帝國（元）和清等非漢族所建立是事實，但豈能忽視歷史演進的原因，而說是讓人仍然存疑的所謂「中國」最繁榮的時代!

「中國史」還有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它屬於一種「被害者史觀」。在這種史觀裡，「漢民族」常常遭到異民族所侵略；近代以前是北方遊牧民族，近代以後則是跨海而來的西洋列強以及日本，這些都被他們描繪為「敵人」。可是，我們試著深入思考便會發現，「支那地區乃是某個特定民族的居所」這種主張根本就不成立。擁有不同根源、文化與生活型態的集團，進行流動，不斷重複著繁榮與改變的過程，這樣的歐亞大陸史，才是真實的「中國史」。

[評註] 此說似為跨海而來的西洋列強以及日本侵略開脫，是「強者居之」的邏輯，以「擁有不同根源、文化與生活型態的集團，進行流動，不斷重複著繁榮與改變的過程」觀點，西方殖民荼毒可以原諒，難道中國強大以後，可以順理成章征服世界?

身為日本籍蒙古學者，作者的看法是：以所謂漢民族為中心的「中國史」，在充滿地域性的狹隘同時，不過是混合了他們自己普遍相信的世界觀，以及被害者意識的產物罷了。正因為此，今天的支那地區才出現名為「中國史」與「中華文明」的束縛。而今天的中國，似乎越發被所謂的「中華思想」所囚禁。

[評註] 本書定義支那同China，為中華民國建立以前的中國地區。

[1] 楊海英，「文明的遊牧史觀： 一部逆轉的大中國史」， 鄭天恩譯，八旗文化  ，台北 (2019)。

[2] 楊海英: 蒙古裔文化人類學家。1964年生於內蒙古自治區的鄂爾多斯。畢業於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大學日本語系。1989年赴日本留學。修完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綜合研究大學院的博士課程，獲博士（文字）學位。現為日本靜岡大學教授。主要著作：《沒有墓碑的草原》（八旗文化，2014年）、《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大塊文化，2017年）、《在中國與蒙古的夾縫之間：一個蒙古人未竟的民族自決之夢》（八旗文化，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