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5月4日，因為抗議北京政府在「巴黎和會」上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以北京市大學生為首的各界青年走上街頭，掀起後人所謂的「五四運動」，對後來中國政治社會情勢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也衍生了今日兩岸的政經格局。
當時的北京，可謂早已「山雨欲來風滿樓」﹔自清朝中葉以來，國家積弱不振，受盡列強欺凌，滿清政府雖於1911年被推翻，北京仍飽受軍閥顢頇但又專制統治，前途晦暗，而清末至民初，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受到西方影響，鼓吹被認為具普世進步價值的「自由、民主、科學」革新理念，新思潮已逐漸在民眾心中萌芽，在「巴黎和議」的消息傳回國內後，認為政府喪權辱國，群情激憤，成了最直接的導火線，在帶頭的大學青年號召下，紛紛走上街頭。
「五四事件」街頭運動雖然不久後即告平息，但由「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救亡圖存，追求「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啟蒙口號的啟發，在往後數十年間，對整個中國產生了巨大影響。就台灣而言，可謂至今仍餘波盪漾，如今對整起事件與後續相關發展，統稱「五四運動」。
與「五四運動」相連，最引人注目的有胡適、傅斯年、羅家倫諸人。胡適雖然當時回國不久，但他以個人風采，聯合志同道合的學者，不遺餘力的提倡白話文學，主張「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我手寫我口」，以及民主、科學的「新文化運動」，已經儼然成為知識界導師，帶動風潮，傅斯年與羅家倫則是帶頭上街的學生領袖，羅家倫是「北京學界全體宣言」起草人(中有「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等句)[1]，傅斯年則是遊行隊伍掌旗人。胡適、傅斯年與羅家倫等人透過文章、辦雜誌以及著書，在社會上得到很大的迴響﹔三人後來分別擔任北京大學、台灣大學以及中央大學校長，不僅在學術界，而且在政府以及民間社會，均有極大的影響力。值得一提的是，「五四運動」重要人物李大釗與陳獨秀，都是兩年後成立的「中國共產黨」要角。
「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基調，可謂自始即為全民共識，1928年，國民黨軍隊擊敗割據軍閥，北伐成功，為全國統一創造了契機﹔蔣介石「安內攘外」政策未能貫徹，不敵共產黨成功宣傳「統一陣線抗日」，在蘆溝橋事變後，對日宣戰，在準備不足情況下，面對軍力強大甚多的日本，八年抗戰仍能慘勝，都是在此「救亡圖存」凝聚民心的大思維下實現。
「德先生」由英文democracy而來，追求的是自由與民主。一般認為，真正的民主是由人民自由選舉而來。國民政府在抗戰後，百廢待舉且內戰風聲鶴唳之時，推動行憲，於1947年由選舉產生的國大代表成立「行憲國民大會」，並在1948年選舉總統﹔由於戰事不利，蔣介石於1949年1月21日，正式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總統於11月經香港出走美國，國民政府播遷台灣後，蔣於1950年3月1日在臺北復行視事。
國民政府在台灣，自始即推動地方自治，地方首長與民意代表由人民直接選舉，中央則以「維持法統」之名，立法院與國民大會皆不改選，到後來老成凋零，以及民意高漲，開始辦理增額補選，在李登輝繼蔣經國擔任總統後，推動修憲，於1996年進行第一次總統直選，雖然民主品質上遭到強烈質疑，至少達到形式上的民主化。
在中國大陸方面，一向主張「共產黨專政」，歷經各項整肅、整風運動，僅餘民主外殼，導致「文化大革命」浩劫，民窮財盡，但期間發展出核彈、導彈甚至人造衛星，保障國家安全，「外抗強權」在軍事武力上，做得相當成功﹔1979年，在鄧小平主政下，改革開放，由政府主導，讓民間活力得以充分釋放，四十年間，國力突飛猛進，GDP已與美國相去不遠，人均GDP也超過一萬美元，是世界有史以來，經濟發展的奇蹟。對比之下，世界先進國家，包括美國、西歐與日本，經濟成長減緩，世界霸主美國更是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的罪魁禍首，2016年甚至選出政治狂人川普為總統，在世界各地橫行霸道，推動「美國第一」，讓人對以美國為代表的民主制度的優劣，產生極大的疑問，而對中國大陸國家資本主義產生憧憬。所以在五四百周年後，政治制度並沒有歸於一元，而受到各國的嚴密檢視中。
對庶民來說，中國大陸脫貧迅速，中產階級人口大增，物質生活大為改善，經濟上有相當自由，出國旅遊成風，有相當的自由﹔同時在基礎建設方面，已成世界稱羨對象，甚至廣泛輸出國外﹔在國內政治上，如不碰觸「一黨專政」禁忌，也不會感到多大不便，與解嚴前的台灣相似，而經濟則相對發達﹔對居住在中國大陸以外的人來說，政府治理似乎相當有效率，對於民眾的需求也能適當的回應，加上科技的進步，對民眾的行動監控能力與強度俱增。問題是，此種政治制度是否可長可久? 經濟是否能持續發展?人民福祉增進是否能夠維持?在面對歷史新局，仍難以預測未來發展。
另一方面，賽先生只science，即科學，在台灣經濟起飛後，從1980年代開始，有長足的進步，但近年來有停滯之虞。中國大陸在民窮財盡，政治掛帥時期，相當落後﹔1980年代起，有大批留學生到歐美國家學習，在2000年左右，有相當學歷與成就的留學生大批歸國，在國力增強後，對教育的挹注不遺餘力，科技水準迅速提升，後勢看好，受到舉世注目。但由於起步較晚，少有創新基礎理論的突破，在應用方面，則已成為世界強國之一。
因此在五四百周年之際，當年揭櫫的救亡圖存部分，可謂達到階段性目標，追求「德先生與賽先生」啟蒙部分，「賽先生」部分有相當進展，而起後勢看好，「德先生」部分在中國大陸並未被認可，在台灣發展也並不樂觀，受到相當質疑﹔所以「五四運動」可視為對中國未來發展的一次大規模的反思，而不見得建立了共同追求的目標，因此並無「克竟全功」可言。
近人分析五四諸君提倡的民主，是西方浪漫式民主，而非先賢鼓吹的理性民主。浪漫式民主精髓在「一人一票，票票等值」，但易受操控，尤其魅力型狂人一旦當選，可能遺禍無窮﹔歷史上最大屠夫之一的希特勒，即由民選產生，近例則是美國總統川普，品格極為低下，當選後任所欲為，造成世界政治經濟動盪不安﹔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川普團隊即僱用業者根據大數據分析辨識個人心理、變數定位，進行量身訂做政治行銷與動員，操弄情緒與恐懼，可能因此贏得大選，讓人對西方浪漫式民主的未來擔憂，民主根基較脆弱的台灣恐怕也難免成為災區。
至於「賽先生」，有人認為五四諸君皆非自然科學家，對科學盲目地崇拜，相信科學萬能，科學為現代價值的全部，提倡的是「科學主義」，將科學過度地應用到無法由科學方法驗證的事物，造成社會唯科學是尚的偏頗心理，重理輕文，導致人文社會領域人才之不振，並無助於科學本身的發展。同時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重應用、輕學理」，導致迄今仍「重技術、輕科學」，持續是科學發展的一大障礙。
五四運動100周年，兩岸政府態度迥異﹔中研院學者黃克武認為﹕「蔣介石將丟失大陸的因素歸咎于五四學生運動，共產黨就是因五四而誕生。」雖然國民黨不滿中共解釋的五四，卻對於爭取五四的話語權並沒有太大興趣。從過去曾短暫地將青年節訂在5月4日，但來年就立刻將青年節改為3月29日，可見國民黨對於五四的猶疑。
近年民進黨政府忙於「去中國化」，對紀念活動採取「靜悄悄」、「視而不見」態度﹔只有中研院舉辦了一個為期三天的「傳承五四精神」研討會，為了感念五四代表人物、也是中央大學前校長羅家倫，中央大學特地舉辦了一場論壇。「聯經出版」邀集51位學者，從文學、思想、文體、人物等角度，重看五四及其影響，出版了「五四@100：文化，思想，歷史」新書，[2]
旨在回顧文化史、文學史和思想史上的「五四」。這三者息息相關，構成「五四」論述和想像的基礎，以此觸動種種社會實踐，乃至革命。「遠流」則出版了將已故歷史學者唐德剛二十四篇有關五四文章集為一編之「五四新文化」，[3] 分為「五四概論」、「胡適定位」、「文學轉型」、「戲曲世界」四部份，概論五四新文化運動，為一代宗師胡適定位，檢討新文學的發展和困境，談述在傳統和現代之間的戲曲。為五四百年來的評價留下記錄。這些活動共同特色，或說「美中不足」的是對「賽先生」著墨甚少甚或闕如。
與台灣相對應的，「五四」於1949年後成為中國大陸的固定青年節節，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爆發100周年紀念大會」會上發表講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常委出席大會。定調五四精神為「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為主要內容」，其核心是愛國主義。
民進黨政府則對五四的評價與冷熱明顯與大陸不同。黃克武認為﹔「一般人並不是那麼關心五四，也很難擴張其社會影響力。」黃克武分析，「五四所提出的要求─民主，在台灣已經實現，科學更不用說；而愛國，在台灣政治操弄下已經是個政治議題。近年，台灣主體意識興起，五四自然也無法引起台灣人的熱情與關注，」頗能道出現況。
[1] 「北京學界全體宣言」: 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上要求并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遊行，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兩條信條道：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2] 五四@100：文化，思想，歷史，王德威，宋明煒編，「聯經出版公司」，2019年4月。
[3] 五四新文化，唐德剛，遠流出版社，2019年4月。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