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人機預算雖過 仍應警惕陸「火力封鎖」

無人機預算雖過 仍應警惕陸「火力封鎖」
2026-08-28 聯合報／ 曾士宇／大學教師（新竹市）

火力封鎖 (ChatGPT 製作)

近年來兩岸政治互信持續下降，賴政府的兩岸政策、國防措施及漢光演習，也顯示決策當局已將台海戰爭視為須認真面對的風險。無論人們對政府兩岸政策持何種看法，都不能否認台海衝突風險正在升高。社會除了期待透過對話、交流或政黨輪替改善兩岸關係，也須正視北京可能採取的軍事手段。

從俄烏戰爭到美以伊戰爭，均可看出無人機是「以小博大」利器。立法院昨天在藍白人數優勢下，通過藍版的無人機相關條例。然而對台海來說，無人機戰備固然重要，卻也可能導致忽略其他選項。

分析人士通常將大陸對台軍事行動分為三類：入侵直接控制台灣；聯合火力打擊轟炸台灣的城市與政治機構，迫使投降；由海上封鎖促使台灣屈服。但最近政治分析家尤金．戈爾茲與柯比．戴維斯在《外交事務》撰文指出，這些選項對中國來說都是高成本的賭注。封鎖將增加直接攻擊第三方的風險，使中國可能同時與美國等國際強權作戰。

該文指出，北京有一個被忽視的選項，可能產生傳統封鎖效果，但成本較低，即「火力封鎖」，針對台灣港口基礎設施的導彈攻擊行動。此類打擊不會像登陸或聯合火力打擊那樣，集中在台灣城市核心地區進行大規模戰鬥行動，也不會像傳統封鎖那樣危及第三方船隻；且火力封鎖只會使用少量飛彈，針對台灣港口狹窄目標，因此避免在島嶼周圍設置封鎖線，也不會讓中國海軍暴露於台灣防禦性飛彈攻擊之下。

在火力封鎖下，國際商船仍可自由繞島航行，意味著日、韓等東亞國家幾乎能不受干擾地繼續大部分貿易；船隻甚至可航行至台灣，但無法在嚴重受損的港口裝卸貨物。模擬此類攻擊模型顯示，中國僅用數百枚彈道飛彈，就能大幅切斷台灣的貿易並長期壓制其貿易。

兩位作者模擬結果顯示，中國在一百天內發射少於五百枚飛彈，便可將台灣進口量降至和平時期的一成五；北京無需主動追蹤和攔截前往台灣的商船，降低與外部勢力直接對抗的可能性；中國也能有信心，國際船隻在停靠時不會意外命中，且盡可能避免傷害平民。

在火力封鎖下，如同傳統封鎖，台灣的損害主要來自供應短缺與物價上漲。

總體而言，火力封鎖能有效利用中國的軍事資源，共軍將能保留大部分能力以威懾美國及他國援助台灣。介入總是有可能，但相較於其他選擇，火力封鎖能將此風險降到最低，故台灣及其國際夥伴應為此類策略做好準備。投資應對中國傳統威脅固然重要，但還不夠。台灣應為港口和民眾做好準備，應對可能因火力封鎖而中斷的補給。

名人堂／美國陷入的新永恆戰爭

 名人堂／美國陷入的新永恆戰爭

2026-08-18 聯合報／ 陳力俊

美國陷入的新永恆戰爭 (ChatGPT 製作)

正如美國在伊朗的泥淖所顯示，戰爭幾乎總是比開始更難停止。根據曾任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的蘭德（Dafna H.Rand）在《外交事務》發表「新永恆戰爭：美國如何陷入盟友的爭鬥」一文，分析華盛頓試圖主要依賴空中力量，避免派遣地面部隊，以免捲入所謂「永恆的戰爭」。但在許多國家，美國並非直接參與，而是裝備親密盟友以對抗共同威脅與共同敵人。

二○一五年，華盛頓支援沙烏地領導的聯軍對抗葉門胡塞武裝。二○二二年起，支持烏克蘭抵禦俄羅斯入侵。二○二三年哈瑪斯襲擊以色列、加薩戰爭爆發後，美國持續向以色列提供軍事與外交支持。在這三場戰爭中，華盛頓都提供或出售了大量軍事裝備，並給予不同程度的情報、訓練與外交支持。然而，軍事支援的成效與政治控制力並不成正比。美國成為戰爭持續能力的重要供應者，卻未必擁有相應的終戰決定權。

傳統的「永恆戰爭」是美軍親自作戰，新的「永恆戰爭」則可能變成美軍不大量上戰場，但美國的武器、情報、金錢與外交力量長期留在戰場。美國從阿富汗、伊拉克得到的教訓是「不要再派數十萬美軍打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但它的替代方案：武裝盟友、提供情報、空中力量及外交支持，並沒有真正解決「如何結束戰爭」這個根本問題。

蘭德真正討論的並不是「美國是否應該援助盟友」，而是如果不能有效影響盟友的戰爭目標、作戰方式與停戰時機，那麼「支援盟友」本身就可能成為另一種形式的永恆戰爭。

他指出美國援助盟國的「槓桿悖論」。在盟友最危急、最需要美國的時候，美國面臨道德、政治與戰略壓力，不便立即要求盟友限制戰爭目標、約束軍事行動，甚至預先討論停火，很容易被視為「在盟友最困難的時候扯後腿」。

可是等戰爭進行一段時期後，盟友已建立自己的戰爭目標，美國已投入大量資源與聲譽，更難抽身；同時，美國國內民意和國會支持卻逐漸下降，結果是美國的物資投入愈來愈多，政治影響力反而可能愈來愈小。

作者打破一種常見錯覺：美國提供武器，所以受援助者就應按華盛頓意思行事。實際則並非如此。各國領導人都有自己的國內政治、國家利益、歷史記憶與政治生存需求。作者指出較小的盟友甚至能反過來影響美國政治。他們可訴諸國會、媒體、利益團體與美國輿論，繞過白宮。這使傳統「大國控制小國」的權力模型變得複雜：美國有武器槓桿，盟友也有政治槓桿。

本文最值得注意的是軍事援助本身不是戰略。武器可以幫助盟友打仗，卻不能回答五個更高層次的問題：為何而戰？打到什麼程度？什麼叫勝利？什麼時候停止？ 如果盟友對「勝利」的定義與美國不同，美國究竟是在支持盟友，還是在承擔一場自己無法決定終局的戰爭？

廿一世紀美國面臨的戰略風險，也許已不只是自己發動一場錯誤的戰爭，而是在沒有共同終局、沒有援助條件，也沒有退出機制的情況下，逐步承擔盟友延續戰爭的責任。這正是霸權管理同盟最深刻的困境：既不能拋棄盟友，又不能完全控制盟友；既要維持安全承諾的可信度，又要避免被盟友拖入無法結束的戰爭。大國如果只有支持盟友作戰的能力，卻沒有協助盟友結束戰爭的能力，那麼再強大的軍事力量，也不能稱為完整的戰略。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

名家縱論／劃時代的巨人高希均先生

名家縱論／劃時代的巨人高希均先生

2026-08-08 聯合報／ 陳力俊

書生報國的典範

一生倡導進步觀念

追求和平幸福

斯人已遠

天下文化創辦人高希均先生六日辭世，消息傳來，歷任大學校長群組裡一片哀悼之聲，咸認他是「書生報國的典範」，無論文筆、口才、見地及對時代的貢獻，均令人讚嘆。我則加上一句：「劃時代的巨人。」斯人遠行，令人萬分不捨。

案頭的《高希均回憶錄》，封面上是他溫文儒雅、帶著親切笑容的照片，副標題則是「從『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到『和平幸福』」。這正是他一生倡導進步觀念、追求和平幸福的寫照，也是經濟學家、教育家、出版家與思想傳播者的人生智慧與實踐。

高先生的貢獻，不只創辦《遠見》與天下文化，也不只出版數千種好書，而在數十年如一日，把經濟學的理性、出版人的使命、知識分子的良知與對社會的關懷結合起來。在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從製造經濟走向知識經濟、從封閉走向全球化的關鍵年代，始終站在觀念傳播的前線。

回想近年與高先生交誼，前後至少有十一次：六次在清華大學，三次承蒙他在天下文化「人文空間」接待共進午餐，一次在台灣聯大舉辦的國際研討會，最後一次則是今年六月一日他的回憶錄新書發表會。每一次相聚，都使我受益良多，深受啟發。

二○一二年，他應邀在清華大學畢業典禮致詞，勉勵畢業生「讀書要讀一流的書，做人要做一流的人」，同時要大家成為「專業內要內行，專業外不外行」的知識人，並推崇沈君山前校長博學多才，兼具專業、通識與深厚的中華情懷，值得清華學生學習。

高先生也是一位重情重義的長者。在沈前校長追思會上，他說：「他把心留給了中國，把愛留給了台灣，把情留給了清華，把一生的典範留在人間。」在《張立綱傳：五院院士的故事》發表會上，他又追憶與張立綱院士多年交遊，深情緬懷這位在半導體物理領域卓有貢獻的科學家。

作為具有公共使命的出版家，他總是樂於彰顯他人的貢獻。在《十里天下》發表會上，他讚揚史欽泰院長「選擇教育而非創業」、「有名但沒有利」，並以「潤物無聲」形容其栽培後輩。在《紀律長贏》發表會上，他推崇林哲群教授「不藏私」，願將清華永續基金的操作心法與制度設計公開分享。

與高先生在人文空間午餐時，話題雖離不開出版，卻也縱論社會與時代，更能體會他的高瞻遠矚與高風亮節。我曾提及自己長年是「天下遠見讀書俱樂部」的忠實會員，訂購過數百本書，對俱樂部後來結束深感惋惜。他告訴我，其中另有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曲折。從他的談話中，我更深刻感受到，一位出版人數十年堅持理想的背後，不只有風光，也有委屈、承擔與不為人知的寂寞。

高先生一生始終在做一件事：把好的觀念帶進社會，把好的書送到讀者手中，把優秀的人介紹給更多人，也努力讓台灣走向更開放、更進步、更具世界觀的方向。他留下的不只是一家出版社、一份雜誌和數千種好書，更是一整個世代知識分子的閱讀記憶與價值座標。

在高先生的敦促及天下文化編輯的努力下，我的自傳性新書即將出版。原先期待他為書賜序，並在新書發表會上再聆雋語，如今都成為遺憾。然而轉念一想，這本書本就有他的一份心力，謹以新書敬獻給這位我由衷敬重的長者，也紀念一位以思想啟迪社會、以出版推動進步、以一生實踐知識分子責任的劃時代巨人。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

名人堂／偉大帝國的生命周期

名人堂／偉大帝國的生命周期

2026-08-04 聯合報／ 陳力俊

帝國的生命周期 (ChatGPT製作)

美國今年歡慶建國兩百五十周年，但在川普總統治下，並不顯得欣欣向榮，反而多有衰敗之象，讓人想起英國約翰．格魯布爵士的「帝國的命運與生存之道」一文。該文認為，偉大的帝國往往遵循一個持續約兩百五十年的生命周期，經歷以下幾個階段：拓荒時代、征服時代、商業時代、富裕時代、知識時代，最終走向衰落時代。

格魯布著作最大的優勢在於其比較歷史視野。他並非只研究英國或羅馬，而是比較了眾多帝國 ，並鼓勵讀者探索反覆出現的歷史模式，而非孤立事件。這種廣闊的歷史視野在今天依然令人耳目一新。

他的另一個寶貴貢獻在於強調文化和品格的重要性。格魯布認為，帝國覆滅主要並非源自於軍事失敗，而是源自於內部的漸進式變革。早期世代展現勇氣、紀律、犧牲精神和進取心；而後世則日益追求財富、安逸和個人成功。

他觀察到，繁榮往往削弱社會承擔共同犧牲的意願。這也引起多位卓越政治哲學家的共鳴。經濟成功往往改變社會優先事項，使人們的注意力從國家目標轉向個人消費。

另一方面，格魯布討論的其實主要是政治性帝國，而非文明本身。帝國可以瓦解，文明卻可能延續，甚至以新的制度和形式重生。因此，政治霸權的衰落並不必然代表文明終結。

格魯布從未用統計數據證明帝國自然存續時間約兩百五十年。起始日期和結束日期的選擇帶有一定程度隨意性，同時，許多重要的歷史案例被忽略或簡化。文明的壽命遠比文章所描述的要多變得多。

其次，這種研究常將相關性誤認為因果關係。他觀察到，知識繁榮、福利政策、移民、女性主義或公共辯論的增加都出現在衰落時期，有時甚至暗示這些發展導致衰落。然而，它們可能恰恰是繁榮的結果，或伴隨著更深層的結構性變革。現代歷史研究通常認為，國家衰落是由多種相互作用的因素造成，包括：財政壓力、人口結構變化、技術競爭、地緣政治壓力、制度僵化、環境衝擊以及領導失誤等，而非單一道德軌跡。

多數帝國的衰落，其實都是內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內部制度與社會凝聚力的削弱，使外部競爭與挑戰更容易產生致命影響；反之，強健的制度往往能吸收外部衝擊並完成自我調整。因此，「內因」與「外因」並非互斥，而是相互強化。

儘管存在這些不足，但格魯布提出的問題仍具有很高的現實意義。當今許多發達社會面臨的挑戰與其觀察結果相似。美國今日面臨的挑戰，與過去帝國既有相似處，也有根本不同。不同的是，美國仍擁有最強大的創新能力、高等教育體系、美元的國際地位，以及吸引全球人才的制度優勢。這些因素使其未來未必遵循任何既定的歷史周期，而更取決於制度改革與政治領導能否恢復社會共識。

現代歷史學家普遍否定歷史遵循固定生物生命周期的觀點。相反，他們強調路徑依賴、制度適應和偶然性。這些方法通常比格魯布的文章提供更強的實證基礎。

總而言之，每個繁榮社會都須不斷回答同一個問題：當財富、權力與知識日益累積後，是否仍能維持創業時期的責任感、節制與公共精神？歷史並不重複自己，但歷史經常以不同形式下註腳。格魯布的重要性，不在於他是否準確預測帝國的壽命，而在於提醒我們：繁榮本身，也可能孕育衰落的種子。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