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年譜看羅家倫先生與台灣聯大的淵源 (三): 國立中央大學

從年譜看羅家倫先生與台灣聯大的淵源 (三): 國立中央大學

三、國立中央大學

民國二十一年 (1932) 三十六歲:

七月六日，行政院聘先生為中央大學管理委員會委員。

八月十二日，行政院會議決任先生為中央大學校長，二十六日，國民政府發佈命令。

九月二日，上行政院呈，縷陳發展中央大學步驟。

九月五日，先生正式就任中央大學校長職。

民國二十二年 (1933) 三十七歲:

三月八日，致外交部函，請轉國聯展延巴里賈等三教授聘期兩年。

七月，參加廬山會議，提議設立航空工程基本科學科系，以發展航空事業。決定由中央大學先行設立特別機械研究班。

七月三十日，呈教育部，請在總理陵園範圍指撥地畝及中央運動場全部，以建設首都學府。

八月初，呈教育部，請辭中央大學校長職。

九月十一日，在中央大學總理紀念週演講，宣布中大安定的時期已經完成，建設方面也有相當成績。

民國二十三年 (1934) 三十八歲:

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大學畢業典禮，講演⟨兩年來之中央大學⟩。

七月，先生請辭中央大學校長，中樞方面以中大方告安定，漸臻進步，不主張有所變更，乃請先生專任中大校長。

民國二十四年 (1935) 三十九歲:

五月底，冀察事變後，先生奉召飛成都謁見蔣委員長，公畢過重慶三日，對蓉渝兩地印象深刻，對抗日軍興後決定遷中大入川有很大影響。

民國二十五年 (1936) 四十歲:

十一月二十三日，在中央大學總理紀念週講赴平、津、冀、察、綏等處視察情形。

民國二十六年 (1937) 四十一歲:

一月，中央大學新校址鑿井動工；五月，工學院和農學院的主要建築招標動工。

三月二十八日，主持中央大學附設實驗學校成立二十週年紀念會。

七月一日，赴廬山，謁蔣院長，報告中央大學發展計畫。

七月十四日，返南京，展開中央大學遷校的布置；十一月初，中大師生在重慶開始上課。

十月十日，於安徽屯溪主持中央大學附設實驗學校開學典禮。

十二月，先生為提倡學術，並救濟貧寒學生，決定在中央大學設置獎學金，每學期七十個名額，大量獎助優秀學生。

十月十日，在中央大學講⟨一段慘痛的校史和本大學現在的方針⟩，宣示學校訓練的方針。

民國二十七年 (1938) 四十二歲:

本年，中央大學因學生增加，沙坪壩校址不敷容納，先生乃選定柏溪設立分校。

民國二十八年 (1939) 四十三歲:

二月一日，上書總裁，簡陳七年來在中大辦學經過，請派員徹查事實，以明真相，並另簡賢能接替。

民國二十九年 (1940) 四十四歲:

六月二十七日- 七月四日，中央大學連續遭日機三次轟炸，中大校務、課務，絲毫未受影響，先生說: 「我們和頑皮的小孩子一樣，敵機來了，我們躲進洞去，敵機走了，立刻出來工作。」

七月一日- 八日，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二日，提⟨確立辦法迅速籌款以挽救全國高等教育危機案⟩。

民國三十年 (1941) 四十五歲:

一月十日，上書總裁懇辭中央大學校長職。

六月十六日，撰⟨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從遷校到發展⟩，綜述中大西遷經過及發展。


七月七日，先生主持中央大學遷渝的第四屆畢業典禮，指出這一屆學生，正是四年前南京大轟炸中所榜示錄取者，如今已在抗戰聲中安然畢業。又航空工程系、水利工程系及醫學院都是第一屆畢業，尤具特別意義。

七月十五日，行政院第五二三次院會、通過先生請辭中央大學案，並決議任命顧孟餘繼任，二十一日明令公布。先生接長中大十年，至今始得卸仔肩。

民國三十一年 (1942) 四十六歲:

一月一日，《新人生觀》一書付梓，三月出版。

八月，受聘為四川省政府，國立中央大學合辦成都公立醫院董事會董事。

[補充] 先生任清華校長，不到兩年，任中央大學校長，則長達九年。他在清華，六辭校長之職，在中央則也多次辭職，但原因不同。

先生於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五日，先生正式就任中央大學校長職。到第二年八月初，呈教育部，請辭中央大學校長職，因其就任時，曾申請以一年為期，屆時當毅然去職，經行政院慰留。又過約一年，即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再度請辭，中樞方面以中大方告安定，漸臻進步，不主張有所變更，乃請先生專任中大校長，並准辭中央政治學校教務主任職。

最後一次，則是於民國三十年年一月十日，堅辭國立中央大學校長，行政院於 七月十五日院會中、方通過先生請辭中央大學案。先生接長中大十年，至今始得卸仔肩。

此次辭職原因相當複雜，既有政治壓力，也有教育理念與人格氣節的因素；首先是先生自民國二十一年出任中央大學校長後，大力整頓校務，推動學術改革與校園紀律，使中央大學逐漸成為當時中國最具規模與影響力的大學之一。然而，他個性強勢、作風嚴厲，也因此與校內外多方勢力產生摩擦。

抗戰期間，中央大學西遷重慶，辦學環境艱困，各方政治勢力滲入校園。先生一方面強調學術自主與紀律，一方面反對政黨與派系操控校園，因此與部分國民黨地方勢力、教育部官員以及校內派系漸生齟齬。

尤其在戰時，學生運動、思想控制、經費分配等問題日益敏感，中央政府希望加強政治掌控，但先生仍堅持大學應保有相當自主空間，這使他逐漸陷入政治孤立。

當時教育部對中央大學的人事、經費與政策干預日增，而羅家倫素來具有強烈的校長權威意識，不願接受過度干涉。1941年前後，教育部對中央大學的人事安排與行政運作多所介入，羅家倫認為已傷害大學尊嚴與校長職權。他曾表示，大學校長若不能真正負責，就不應虛居其位。

此外，抗戰期間財政困難，中央大學經費嚴重不足，教師待遇惡化，校務推展艱難。他既要維持學術品質，又要面對政治壓力與行政掣肘，身心俱疲。

羅氏早年深受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影響，具有強烈的知識分子使命感。他認為大學不只是培養專才的場所，更是民族精神與文化人格的堡壘。然而抗戰後期，中國政治環境惡化，官僚主義與黨派傾軋日盛，他逐漸感到理想與現實落差巨大。對於校園政治化、學術風氣受損，以及部分學生運動激進化，他深感失望。他後來曾感慨，大學若失去自由精神與人格教育，即使規模再大，也難稱真正的大學。

他的辭職，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知識分子的「人格抗議」。他並非單純因行政困難而離職，而是認為在無法依其理念辦學、又不願向政治力量全面妥協的情況下，辭職是維護人格與大學尊嚴的最後方式。因此，他堅辭中央大學校長後，結束近十年的治校生涯。這段期間雖充滿爭議，但一般仍認為是中央大學發展的重要黃金時代之一。

從歷史角度看，羅氏既有強人校長的威權色彩，也有堅持大學尊嚴與學術理想的一面。他的離職，不只是個人去留，更象徵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理想主義在戰時政治現實下的重大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