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年譜看羅家倫先生與台灣聯大的淵源 (二): 國立清華大學

 從年譜看羅家倫先生與台灣聯大的淵源 (二): 國立清華大學

二、國立清華大學

民國十七年 (1928) 三十二歲:

八月二十一日，國民政府任命先生為國立清華大學校長。

九月二十八日，就清華大學校長職，發表演講，主張學術獨立，開創新清華。

九月，呈大學院、外交部整理清華大學方針。

十月十二日，在清華大學開學典禮上講 ⟨改革清華之計畫⟩。

十一月二日，在清華大學講 ⟨軍事訓練的意義與使命⟩。

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南京出席清華大學董事會第一次會議。

本年，兼任清華大學史學系主任，以待蔣廷黻南開大學所餘一年聘約之期。

民國十八年 (1929) 三十三歲:

四月一日，在南京出席清華大學董事會第二次會議。

四月十一日，為辦學政策不能實行，呈國民政府請辭國立清華大學校長職務，未准。

四月十一日，在上海接受記者訪問，申述辭職的理由。

四月十九日，上國民政府再辭清華大學校長職，並請改清華大學組織條例。

五月，第三次請辭國立清華大學校長，仍未准。

六月十日，教育部令准照先生所擬⟨國立清華大學校務進行計畫大綱⟩，切實執行。

民國十九年 (1930) 三十四歲:

五月二十三日，上教育部，為學風凌替、請辭清華大學校長職，並於六月七日離平南下。

十月三日，再呈教育部，堅辭清華大學校長職。

十二月二十七日，上蔣主席書，擬具整頓清華大學辦法三條。

民國二十年 (1931) 三十五歲:

一月二十三日，呈教育部，重行懇辭清華大學校長職，三月十七日，行政院議決准辭。

民國五十五年 (1966) 七十歲:

十二月十九日，先生七十壽誕前，中央政治學校、清華大學、中央大學等校校友為先生舉行暖壽茶會，總統特頒「壽」字立軸，親友往賀者極多。

[補充]

先生辭校長職，第一次是在民國十八年四月十一日，也就是在南京出席清華大學董事會第二次會議後十日。主要是對董事會決議，深感失望，覺得當初係報建設清華為完善學府之政策而來，政策既受阻撓，決定向國民政府辭職。旋獲教育部訓令決議慰留。

第二次辭職是民國十八年四月十九日，因清華大學當時是由教育部與外交部共同管轄加上董事會為最高權力機構形成了「三重管理制度」。先生以為在此情形下清華絕少發展希望。現狀亦難維持，於本日再提辭呈，並請修改清華組織條例，由教育部專轄以維持國家教育系統。

先生建議獲得正面回應，清華大學改由教育部專轄，取消清華董事會，並決定將清華基金全部移交給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管理。

第三次請辭則於五月，理由是由於改制及清查基金之主張，獲得支持，為避蒙固位自便之嫌，未獲准。六月十日，教育部令准照先生所擬 ⟨國立清華大學校務進行計畫大綱⟩，切實執行。

第四次請辭則於民國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由於五月初北方政局發生變化，閻錫山的勢力控制了北平，部分清華學生因不滿先生自主持清華後，對學生有諸多改革措施如紀律化、軍事管理化、強制學生期末考與繳學費等，遂趁此時機於五月二十日的學生代表大會上，提出了請先生自動辭職的提案，此一提案雖在翌日的全體大會上被否決，但先生根本否認學生有與聞校長進退之權，乃於二十三日向教育部提出辭呈。二十六日，教育部批示慰留，但先生認為整頓學風為環境所不許，不能整頓，則不願敷衍從事，乃於六月七日離平。

民國十九年十月三日，先生第五次請辭，仍未准。八日，先生以此次學生要求校長辭職一事，幕後有部分教職員策動，以為為維護中央威信，為保持一國立學術機關計，似當請中央派員查辦鼓動此次風潮之學生與教職員。事實上，不滿教育部處理清華事件息事寧人的態度，實為此一階段先生不願重返清華之主因。

民國二十年一月二十三日，先生最後一次請辭，呈教育部，重行懇辭，三月十七日，行政院議決准辭。

這次請辭是在約一個月前，即民國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蔣中正主席書，擬具整頓清華大學辦法三條後發生。乃因蔣兼任教育部長，因此對先生重返清華一事，多所詢問，「促之至再」，先生雖陳明不願回任之意，不過同時表示如能為中央樹整頓學風之威信，而立教育界之正氣，雖焦頭爛額亦不敢辭。但蔣以中央政治學校校長身份，提請中央任命先生為教務處主任，並暫兼代教育長，先生辭職不獲，於二十年一月底南京就任新職，另於三月十七日，由行政院議決准辭清華大學校長。

羅家倫於民國二十九年辭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職務，其原因主要在於「政治介入校務」、「黨化教育壓力」以及他個人強烈的教育理想與人格衝突。

先生任清華校長時年僅三十二歲，是五四運動的重要人物之一，具有高度聲望。他曾留學普林斯頓、哥倫比亞與柏林大學，深受西方現代大學制度影響，希望將清華建設成具有國際水準的研究型大學。

他上任後積極改革， 延攬名師 、強化研究 、提高學術標準、 建立現代大學制度以及強調人格教育與自由精神 ，短時間內即顯著提升清華聲望。他治校風格強勢，雖有理想，但行政手段較剛硬，也引發部分教師與學生不滿，批評他過度集權 、作風威權 以及不易妥協； 他逐漸感到若不能依理念辦學，則不如離開。

先生人格中有強烈的理想主義 、菁英意識 與士大夫氣節 ，他相信校長不是官，而是文化使命的承擔者。因此當他認為大學自主受損 以及學術尊嚴被壓迫 而導致校長無法真正主導校務 ，便選擇辭職。民國二十九年，他堅辭清華校長職務，任期不到兩年。

雖然先生在清華任期短暫，但影響深遠。他奠定了研究型大學方向 、國際化學術標準 、重視通識與人格教育 以及清華自由學風的早期基礎 ，後來梅貽琦校長接任後，延續並發揚這條路線，使清華逐漸成為中國近代最重要的大學之一。

先生多次辭職，通常被視為「知識分子捍衛大學自主」的重要象徵。從某種角度說，他離開清華，不只是一次人事變動，而是五四知識分子理想與國民政府政治現實一次重大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