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川秀樹與莊子和平思想的交集

 湯川秀樹與莊子和平思想的交集

湯川與莊子和平思想交集 (ChatGPT 製作)

湯川秀樹長年致力於和平運動。他的和平思想，不只是抽象的道德主張，而是由戰爭反省、核武危機、科學家責任，逐步發展成持續三十多年的公共行動。其核心可以概括為：科學家既參與創造力量，也必須為力量的用途承擔責任。

廣島原爆後，湯川經歷一段「反省與沉思」。1945年10月，他在〈靜靜地思考〉中寫道：「國家的目的與手段若要具有正當性，就不能違背全人類福祉的增進。」

他進而反省，從個人、家庭、社會、國家到世界的整體關係中，若把國家單獨抽出，賦予它至高無上的權威，便是嚴重錯誤。這顯示他的和平思想首先是對國家至上主義的反省。

1954年，美國在比基尼環礁試爆氫彈，造成第五福龍丸船員受輻射污染。湯川隨即發表〈原子力與人類的轉機〉，主張：
「保護人類免受原子力的威脅，難道不應置於其他一切目的之上嗎？」

這標誌他由「思索的科學家」轉變成「行動的和平倡議者」。對他而言，核武已不只是國家安全問題，而是整個人類能否生存的問題。

1955年，湯川成為《羅素—愛因斯坦宣言》的十一位簽署人之一。宣言呼籲世人暫時放下國家、陣營與意識形態的立場，首先把自己看作共同面臨存亡危機的人類。宣言的精神集中於一句著名呼籲：「記住你們的人性，忘掉其餘的一切。」

這是宣言的共同文字，不能視為湯川個人的原創名言；但他以簽署和後續行動，明確承擔了這項立場。宣言要求各國承認：世界戰爭不能實現任何國家的目的，爭端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

湯川認為，核武時代的全球危機不能只靠彼此競爭的主權國家處理。他支持強化聯合國及世界聯邦理念，並於1961年當選世界聯邦主義者世界協會會長，任職四年。這表示他的和平思想不止於個人的道德呼籲，也包含建立超越國界的全球治理制度。

1962年，湯川與朝永振一郎等人創立「科學者京都會議」，延續《羅素 - 愛因斯坦宣言》與帕格沃什運動的精神，讓日本科學家共同討論核裁軍、戰爭與科學責任。

1975年，湯川與朝永振一郎提出〈超越核嚇阻——湯川・朝永宣言〉，反對以「恐怖平衡」維持和平。他們認為，只要各國繼續依賴核武，誤判、事故與軍備競賽的危險便不可能消失。因此，湯川追求的並非僅是限制核武數量，而是：從核武管制走向全面核裁軍，最終廢除核武。

1975年，他抱病參加在京都舉行的帕格沃什研討會；1981年又從病榻參與科學者京都會議，呼籲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廢除核武。會議後十天，他寫成〈和平的願望〉，成為生前最後一篇文章；三個月後逝世。

湯川和平思想的五個核心為: 人類高於國家，核武必須廢除，科學家負有責任，科學合作超越國界，以及 和平需要世界制度：僅靠善意不夠，還須強化全球治理與裁軍機制。

總而言之，湯川秀樹的和平思想可以概括為：科學使人類獲得前所未有的力量；科學家的良知，則必須防止這種力量成為毀滅人類的工具。

由於湯川深受莊子的影響，進一步探討他與莊子和平思想交會處。

莊子沒有像現代政治思想家那樣，提出完整的「和平主義」理論；但《莊子》中確有許多反對爭奪、強制與戰爭，主張尊重差異、保存生命及順應自然的言論。以下幾段最具代表性。

一、不以力量強迫萬物: 「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 《莊子・應帝王》

意思是順應萬物本身的自然，不把個人的意志強加其上，天下便能得到治理。這是莊子和平思想的核心：和平不是控制一切，而是減少私意與強制。

二、超越彼此的是非爭執: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莊子・齊物論》

人們往往堅持「我是、你非」，因而造成對立。《齊物論》並非取消一切判斷，而是提醒人們：自己的立場並非唯一尺度。和平首先需要放下絕對化的是非與成見。

三、天地萬物本為一體: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 《莊子・齊物論》

人與天地萬物相互依存，不是孤立的個體。若能體會萬物一體，便較難把他者視為必須消滅的敵人。這句話可視為莊子生命共同體與生態和平思想的集中表達。

四、萬物沒有絕對的高低貴賤: 「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莊子・秋水》

從「道」的高度看，萬物沒有固定的尊卑；從各自立場看，卻總是抬高自己、輕視別人。國家、族群與個人之間的衝突，往往正是源於「自貴而相賤」。和平需要平等看待不同生命與文化。

五、反對爭名逐利: 「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莊子・駢拇》

有人為仁義之名犧牲生命，有人為財貨犧牲生命，看似高下不同，實際上都可能迷失本性。莊子警告：即使以道德和正義為名，也可能走向爭奪與傷害。這對「以正義之名發動戰爭」尤其具有警醒作用。

六、最大的武器可能藏在人心: 「兵莫憯於志，鏌鋣為下。」-《莊子・庚桑楚》

最傷人的武器，是心中的惡意與敵意；鋒利的寶劍反而還在其次。換言之，戰爭不只開始於武器，更開始於仇恨、恐懼與支配欲。真正的和平，必須先處理人心中的暴力。

七、反思權力與戰爭的荒謬: 「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莊子・胠篋》

偷取小物的人受到懲罰，奪取國家的人反而成為諸侯。莊子藉此揭露：強者經常把大規模暴力包裝成合法秩序。這不是單純反對法律，而是質疑權力是否能把暴力變成正義。

八、最理想的關係淡而不爭: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莊子・山木》

深厚而持久的關係，不靠利益、依附或控制維繫，而如清水般平淡自然。這種「淡」不是冷漠，而是讓彼此保有自由，不佔有、不操縱。

因此，最能概括莊子和平思想的是：和平並非使所有人變得相同，而是不以自己的尺度和力量支配萬物。莊子主要提供的是生命哲學與精神方向，而不是現代政治制度。


湯川秀樹與莊子相隔兩千多年：莊子面對戰國時代的征伐與權力競逐；湯川則親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原子彈與核武競賽。兩人所使用的語言不同，卻都看見一個共同危險：人一旦把有限的知識、制度或力量視為絕對真理，便可能以「改善世界」之名傷害生命。因此:

一、反對以強力改造世界: 兩人的共同提醒是：能夠做到，不等於應該去做。

二、由征服自然轉向理解自然: 莊子所說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表現自然本身具有秩序與完整性。人不應自居於萬物之上，把天地只當成可以支配和利用的工具。

湯川的理論物理研究同樣始於對自然秩序的尊重。他追問核子間為何能相互作用，從自然現象中尋找簡潔而和諧的規律。科學的目的首先是理解自然，而不是製造支配自然與他人的武器。

三、超越彼此對立的界線: 莊子的「齊物」不是取消一切差異，而是提醒人們：我們所堅持的是非、利害與彼此界線，往往受到立場限制。若把自己的觀點絕對化，便容易把異己視為必須消滅的敵人。

湯川身處冷戰與核武競賽，也認為人類不能只從國家、陣營和意識形態出發。核戰爭一旦爆發，沒有真正的勝利者；科學家必須超越國界，從全人類的共同命運思考。

四、和平不只是沒有戰爭: 在莊子思想中，真正的和平不是由更強大的權力壓制衝突，而是讓萬物各安其性、彼此不受強迫。

湯川的和平觀也不只是暫時停止戰爭。他所關心的是：廢除核武器、建立跨國科學家合作、防止科學淪為毀滅工具，使人類獲得與技術力量相稱的道德智慧。共同核心是節制力量、保存生命。

莊子的和平思想主要是一種生命哲學：藉由虛靜、齊物與不強制，使人從權力和成見中解放出來。湯川的和平思想則進入現代公共領域：要求科學家公開發聲，推動核裁軍、國際合作與制度性的和平保障。可以說莊子從心靈與生命的根本處解除衝突；湯川則把這種對生命的敬畏，轉化為科學家的公共責任。

莊子教人不要以自己的尺度傷害萬物；湯川提醒科學家不要以自己的力量毀滅人類。真正的和平，始於節制力量，完成於保存生命。

矽谷從未離開五角大廈

名人堂／矽谷從未離開五角大廈

2026-08-30 聯合報／ 陳力俊

矽谷與五角大廈 (ChatGPT 製作)

川普重返白宮後，矽谷最有權勢的企業家們紛紛倒向川普陣營，讓許多美國人感到驚訝。這些曾擁護全球化和消費性應用的執行長和投資者，突然轉而擁抱愛國主義和先進武器。

長期報導美國國防與國安議題的莎朗．溫伯格在《紐時》撰文指出，不要誤解這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政治轉變或態度的改變。矽谷最大的神話莫過於「矽谷與五角大廈之間的意識形態鴻溝無法逾越」這種說法。

對科技公司而言，白宮主人的個性和政治傾向遠不如他是否願意接受矽谷的產品重要。在科技企業眼中，聯邦政府是一個規模龐大的採購者，而矽谷轉向軍方，以及轉向川普，與其說是政治轉變，不如說是市場適應。

首先，矽谷與五角大廈從來不是截然對立。矽谷早期的半導體、電腦、網路與航太科技，本來就深受冷戰軍事經費與政府採購扶植。換言之，軍事科技並非矽谷後來才進入的新領域，而是它的歷史起點之一。

其次，矽谷在廿一世紀初遠離軍方，並不完全出於反戰或自由主義價值，而是因消費市場和中國市場提供更大的商機。蘋果、Google、Facebook及各家創投公司面向的是數十億消費者，五角大廈反而顯得採購程序繁瑣、獲利空間有限。

再者，當中國市場逐漸關閉、中美競爭加劇，而ＡＩ、無人機、衛星、資安與擴增實境成為美國國防部大量採購的項目後，矽谷重新發現軍方是資金雄厚的大顧客。因此，科技企業轉向川普與五角大廈，主要不是意識形態轉變，而是資本尋找新市場。

以 Google為例，二○一八年一度因員工抗議，退出五角大廈的ＡＩ「Maven計畫」；僅僅幾年後，卻又積極爭取國防合約。與其說完全出於愛國主義，不如說主要受到市場利益與國安需求的共同推動。美國聯邦政府，尤其是五角大廈，已成為全球ＡＩ及自主武器的重要客戶之一；這些技術也被美軍視為未來戰爭，尤其是印太地區潛在衝突的重要作戰工具。

二○二六年，Anthropic因其ＡＩ模型的使用限制與五角大廈發生激烈爭議後，Google等科技公司同意向國防部的機密網路提供ＡＩ服務。對Anthropic而言，爭議不在於是否為五角大廈服務或是否應與中國競爭，而在於公司能否限制模型被用於大規模監控及完全自主的致命武器。這也顯示矽谷的國防轉向雖受到龐大利益驅動，企業倫理與技術控制權仍是無法完全抹去的界線。

二○一四年，Facebook對進入中國市場仍充滿期待。十餘年後，Facebook已更名為Meta，並與國防新創公司Anduril合作開發軍用擴增實境裝備，爭取規模龐大的美軍採購市場。從爭取中國消費者到服務美國軍方，這正是矽谷市場重心轉移的鮮明縮影。

這篇文章最大的貢獻，是揭示矽谷政治姿態背後的經濟結構：當全球消費市場與中國市場退潮，國防、ＡＩ與國安便成為新的成長引擎。它成功說明，矽谷轉向軍方並不完全是川普造成的，而是歷史回歸、地緣政治與資本逐利共同作用的結果。

矽谷並非突然由和平主義者變成軍國主義者；它原本就是商業資本、政府資助與軍事需求共同孕育的產物。今日真正的變化，不只是顧客由消費者轉為五角大廈，更是國安、企業利益與科技權力正在重新結合。值得警惕的，不只是企業從戰爭中獲利，而是這種新結合將由誰監督、又由誰承擔後果。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

無人機預算雖過 仍應警惕陸「火力封鎖」

無人機預算雖過 仍應警惕陸「火力封鎖」
2026-08-28 聯合報／ 曾士宇／大學教師（新竹市）

火力封鎖 (ChatGPT 製作)

近年來兩岸政治互信持續下降，賴政府的兩岸政策、國防措施及漢光演習，也顯示決策當局已將台海戰爭視為須認真面對的風險。無論人們對政府兩岸政策持何種看法，都不能否認台海衝突風險正在升高。社會除了期待透過對話、交流或政黨輪替改善兩岸關係，也須正視北京可能採取的軍事手段。

從俄烏戰爭到美以伊戰爭，均可看出無人機是「以小博大」利器。立法院昨天在藍白人數優勢下，通過藍版的無人機相關條例。然而對台海來說，無人機戰備固然重要，卻也可能導致忽略其他選項。

分析人士通常將大陸對台軍事行動分為三類：入侵直接控制台灣；聯合火力打擊轟炸台灣的城市與政治機構，迫使投降；由海上封鎖促使台灣屈服。但最近政治分析家尤金．戈爾茲與柯比．戴維斯在《外交事務》撰文指出，這些選項對中國來說都是高成本的賭注。封鎖將增加直接攻擊第三方的風險，使中國可能同時與美國等國際強權作戰。

該文指出，北京有一個被忽視的選項，可能產生傳統封鎖效果，但成本較低，即「火力封鎖」，針對台灣港口基礎設施的導彈攻擊行動。此類打擊不會像登陸或聯合火力打擊那樣，集中在台灣城市核心地區進行大規模戰鬥行動，也不會像傳統封鎖那樣危及第三方船隻；且火力封鎖只會使用少量飛彈，針對台灣港口狹窄目標，因此避免在島嶼周圍設置封鎖線，也不會讓中國海軍暴露於台灣防禦性飛彈攻擊之下。

在火力封鎖下，國際商船仍可自由繞島航行，意味著日、韓等東亞國家幾乎能不受干擾地繼續大部分貿易；船隻甚至可航行至台灣，但無法在嚴重受損的港口裝卸貨物。模擬此類攻擊模型顯示，中國僅用數百枚彈道飛彈，就能大幅切斷台灣的貿易並長期壓制其貿易。

兩位作者模擬結果顯示，中國在一百天內發射少於五百枚飛彈，便可將台灣進口量降至和平時期的一成五；北京無需主動追蹤和攔截前往台灣的商船，降低與外部勢力直接對抗的可能性；中國也能有信心，國際船隻在停靠時不會意外命中，且盡可能避免傷害平民。

在火力封鎖下，如同傳統封鎖，台灣的損害主要來自供應短缺與物價上漲。

總體而言，火力封鎖能有效利用中國的軍事資源，共軍將能保留大部分能力以威懾美國及他國援助台灣。介入總是有可能，但相較於其他選擇，火力封鎖能將此風險降到最低，故台灣及其國際夥伴應為此類策略做好準備。投資應對中國傳統威脅固然重要，但還不夠。台灣應為港口和民眾做好準備，應對可能因火力封鎖而中斷的補給。

名人堂／美國陷入的新永恆戰爭

 名人堂／美國陷入的新永恆戰爭

2026-08-18 聯合報／ 陳力俊

美國陷入的新永恆戰爭 (ChatGPT 製作)

正如美國在伊朗的泥淖所顯示，戰爭幾乎總是比開始更難停止。根據曾任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的蘭德（Dafna H.Rand）在《外交事務》發表「新永恆戰爭：美國如何陷入盟友的爭鬥」一文，分析華盛頓試圖主要依賴空中力量，避免派遣地面部隊，以免捲入所謂「永恆的戰爭」。但在許多國家，美國並非直接參與，而是裝備親密盟友以對抗共同威脅與共同敵人。

二○一五年，華盛頓支援沙烏地領導的聯軍對抗葉門胡塞武裝。二○二二年起，支持烏克蘭抵禦俄羅斯入侵。二○二三年哈瑪斯襲擊以色列、加薩戰爭爆發後，美國持續向以色列提供軍事與外交支持。在這三場戰爭中，華盛頓都提供或出售了大量軍事裝備，並給予不同程度的情報、訓練與外交支持。然而，軍事支援的成效與政治控制力並不成正比。美國成為戰爭持續能力的重要供應者，卻未必擁有相應的終戰決定權。

傳統的「永恆戰爭」是美軍親自作戰，新的「永恆戰爭」則可能變成美軍不大量上戰場，但美國的武器、情報、金錢與外交力量長期留在戰場。美國從阿富汗、伊拉克得到的教訓是「不要再派數十萬美軍打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但它的替代方案：武裝盟友、提供情報、空中力量及外交支持，並沒有真正解決「如何結束戰爭」這個根本問題。

蘭德真正討論的並不是「美國是否應該援助盟友」，而是如果不能有效影響盟友的戰爭目標、作戰方式與停戰時機，那麼「支援盟友」本身就可能成為另一種形式的永恆戰爭。

他指出美國援助盟國的「槓桿悖論」。在盟友最危急、最需要美國的時候，美國面臨道德、政治與戰略壓力，不便立即要求盟友限制戰爭目標、約束軍事行動，甚至預先討論停火，很容易被視為「在盟友最困難的時候扯後腿」。

可是等戰爭進行一段時期後，盟友已建立自己的戰爭目標，美國已投入大量資源與聲譽，更難抽身；同時，美國國內民意和國會支持卻逐漸下降，結果是美國的物資投入愈來愈多，政治影響力反而可能愈來愈小。

作者打破一種常見錯覺：美國提供武器，所以受援助者就應按華盛頓意思行事。實際則並非如此。各國領導人都有自己的國內政治、國家利益、歷史記憶與政治生存需求。作者指出較小的盟友甚至能反過來影響美國政治。他們可訴諸國會、媒體、利益團體與美國輿論，繞過白宮。這使傳統「大國控制小國」的權力模型變得複雜：美國有武器槓桿，盟友也有政治槓桿。

本文最值得注意的是軍事援助本身不是戰略。武器可以幫助盟友打仗，卻不能回答五個更高層次的問題：為何而戰？打到什麼程度？什麼叫勝利？什麼時候停止？ 如果盟友對「勝利」的定義與美國不同，美國究竟是在支持盟友，還是在承擔一場自己無法決定終局的戰爭？

廿一世紀美國面臨的戰略風險，也許已不只是自己發動一場錯誤的戰爭，而是在沒有共同終局、沒有援助條件，也沒有退出機制的情況下，逐步承擔盟友延續戰爭的責任。這正是霸權管理同盟最深刻的困境：既不能拋棄盟友，又不能完全控制盟友；既要維持安全承諾的可信度，又要避免被盟友拖入無法結束的戰爭。大國如果只有支持盟友作戰的能力，卻沒有協助盟友結束戰爭的能力，那麼再強大的軍事力量，也不能稱為完整的戰略。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

名家縱論／劃時代的巨人高希均先生

名家縱論／劃時代的巨人高希均先生

2026-08-08 聯合報／ 陳力俊

書生報國的典範

一生倡導進步觀念

追求和平幸福

斯人已遠

天下文化創辦人高希均先生六日辭世，消息傳來，歷任大學校長群組裡一片哀悼之聲，咸認他是「書生報國的典範」，無論文筆、口才、見地及對時代的貢獻，均令人讚嘆。我則加上一句：「劃時代的巨人。」斯人遠行，令人萬分不捨。

案頭的《高希均回憶錄》，封面上是他溫文儒雅、帶著親切笑容的照片，副標題則是「從『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到『和平幸福』」。這正是他一生倡導進步觀念、追求和平幸福的寫照，也是經濟學家、教育家、出版家與思想傳播者的人生智慧與實踐。

高先生的貢獻，不只創辦《遠見》與天下文化，也不只出版數千種好書，而在數十年如一日，把經濟學的理性、出版人的使命、知識分子的良知與對社會的關懷結合起來。在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從製造經濟走向知識經濟、從封閉走向全球化的關鍵年代，始終站在觀念傳播的前線。

回想近年與高先生交誼，前後至少有十一次：六次在清華大學，三次承蒙他在天下文化「人文空間」接待共進午餐，一次在台灣聯大舉辦的國際研討會，最後一次則是今年六月一日他的回憶錄新書發表會。每一次相聚，都使我受益良多，深受啟發。

二○一二年，他應邀在清華大學畢業典禮致詞，勉勵畢業生「讀書要讀一流的書，做人要做一流的人」，同時要大家成為「專業內要內行，專業外不外行」的知識人，並推崇沈君山前校長博學多才，兼具專業、通識與深厚的中華情懷，值得清華學生學習。

高先生也是一位重情重義的長者。在沈前校長追思會上，他說：「他把心留給了中國，把愛留給了台灣，把情留給了清華，把一生的典範留在人間。」在《張立綱傳：五院院士的故事》發表會上，他又追憶與張立綱院士多年交遊，深情緬懷這位在半導體物理領域卓有貢獻的科學家。

作為具有公共使命的出版家，他總是樂於彰顯他人的貢獻。在《十里天下》發表會上，他讚揚史欽泰院長「選擇教育而非創業」、「有名但沒有利」，並以「潤物無聲」形容其栽培後輩。在《紀律長贏》發表會上，他推崇林哲群教授「不藏私」，願將清華永續基金的操作心法與制度設計公開分享。

與高先生在人文空間午餐時，話題雖離不開出版，卻也縱論社會與時代，更能體會他的高瞻遠矚與高風亮節。我曾提及自己長年是「天下遠見讀書俱樂部」的忠實會員，訂購過數百本書，對俱樂部後來結束深感惋惜。他告訴我，其中另有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曲折。從他的談話中，我更深刻感受到，一位出版人數十年堅持理想的背後，不只有風光，也有委屈、承擔與不為人知的寂寞。

高先生一生始終在做一件事：把好的觀念帶進社會，把好的書送到讀者手中，把優秀的人介紹給更多人，也努力讓台灣走向更開放、更進步、更具世界觀的方向。他留下的不只是一家出版社、一份雜誌和數千種好書，更是一整個世代知識分子的閱讀記憶與價值座標。

在高先生的敦促及天下文化編輯的努力下，我的自傳性新書即將出版。原先期待他為書賜序，並在新書發表會上再聆雋語，如今都成為遺憾。然而轉念一想，這本書本就有他的一份心力，謹以新書敬獻給這位我由衷敬重的長者，也紀念一位以思想啟迪社會、以出版推動進步、以一生實踐知識分子責任的劃時代巨人。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

名人堂／偉大帝國的生命周期

名人堂／偉大帝國的生命周期

2026-08-04 聯合報／ 陳力俊

帝國的生命周期 (ChatGPT製作)

美國今年歡慶建國兩百五十周年，但在川普總統治下，並不顯得欣欣向榮，反而多有衰敗之象，讓人想起英國約翰．格魯布爵士的「帝國的命運與生存之道」一文。該文認為，偉大的帝國往往遵循一個持續約兩百五十年的生命周期，經歷以下幾個階段：拓荒時代、征服時代、商業時代、富裕時代、知識時代，最終走向衰落時代。

格魯布著作最大的優勢在於其比較歷史視野。他並非只研究英國或羅馬，而是比較了眾多帝國 ，並鼓勵讀者探索反覆出現的歷史模式，而非孤立事件。這種廣闊的歷史視野在今天依然令人耳目一新。

他的另一個寶貴貢獻在於強調文化和品格的重要性。格魯布認為，帝國覆滅主要並非源自於軍事失敗，而是源自於內部的漸進式變革。早期世代展現勇氣、紀律、犧牲精神和進取心；而後世則日益追求財富、安逸和個人成功。

他觀察到，繁榮往往削弱社會承擔共同犧牲的意願。這也引起多位卓越政治哲學家的共鳴。經濟成功往往改變社會優先事項，使人們的注意力從國家目標轉向個人消費。

另一方面，格魯布討論的其實主要是政治性帝國，而非文明本身。帝國可以瓦解，文明卻可能延續，甚至以新的制度和形式重生。因此，政治霸權的衰落並不必然代表文明終結。

格魯布從未用統計數據證明帝國自然存續時間約兩百五十年。起始日期和結束日期的選擇帶有一定程度隨意性，同時，許多重要的歷史案例被忽略或簡化。文明的壽命遠比文章所描述的要多變得多。

其次，這種研究常將相關性誤認為因果關係。他觀察到，知識繁榮、福利政策、移民、女性主義或公共辯論的增加都出現在衰落時期，有時甚至暗示這些發展導致衰落。然而，它們可能恰恰是繁榮的結果，或伴隨著更深層的結構性變革。現代歷史研究通常認為，國家衰落是由多種相互作用的因素造成，包括：財政壓力、人口結構變化、技術競爭、地緣政治壓力、制度僵化、環境衝擊以及領導失誤等，而非單一道德軌跡。

多數帝國的衰落，其實都是內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內部制度與社會凝聚力的削弱，使外部競爭與挑戰更容易產生致命影響；反之，強健的制度往往能吸收外部衝擊並完成自我調整。因此，「內因」與「外因」並非互斥，而是相互強化。

儘管存在這些不足，但格魯布提出的問題仍具有很高的現實意義。當今許多發達社會面臨的挑戰與其觀察結果相似。美國今日面臨的挑戰，與過去帝國既有相似處，也有根本不同。不同的是，美國仍擁有最強大的創新能力、高等教育體系、美元的國際地位，以及吸引全球人才的制度優勢。這些因素使其未來未必遵循任何既定的歷史周期，而更取決於制度改革與政治領導能否恢復社會共識。

現代歷史學家普遍否定歷史遵循固定生物生命周期的觀點。相反，他們強調路徑依賴、制度適應和偶然性。這些方法通常比格魯布的文章提供更強的實證基礎。

總而言之，每個繁榮社會都須不斷回答同一個問題：當財富、權力與知識日益累積後，是否仍能維持創業時期的責任感、節制與公共精神？歷史並不重複自己，但歷史經常以不同形式下註腳。格魯布的重要性，不在於他是否準確預測帝國的壽命，而在於提醒我們：繁榮本身，也可能孕育衰落的種子。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

 

名家縱論／超級富豪與節制權力

名家縱論／超級富豪與節制權力

2026-07-22 聯合報／ 陳力俊

財富與權力 (ChatGPT 製作)

當一個人的財富足以影響市場、媒體、科技乃至公共政策時，我們真正需要思考的，已不只是財富，而是權力。馬斯克成為全球首位財富突破一兆美元的超級富豪，使這個問題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呈現在世人面前。

有人估算，若以一百美元鈔票堆疊，一兆美元的高度將超過一千公里。又有人指出，美國第一位身價達到十億美元的富豪約翰．洛克斐勒，其財富巔峰時約占美國ＧＤＰ的百分之一點五；而馬斯克的財富占比已超過百分之三，淨資產相當於美國普通家庭財富的五百萬倍以上。

面對如此驚人的財富集中現象，美國政治思想史學者威廉斯日前在紐時撰文，重新喚起人們對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思想的關注。柏拉圖曾主張，在一個繁榮而穩定的共和國中，任何公民擁有的財富若超過最貧困者的四倍，超出部分便應捐獻給城邦，以維持社會的和諧與平衡。

在《理想國》中，柏拉圖藉蘇格拉底之口指出，一個貧富懸殊的國家實際上已不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而是「兩個國家」，分為富人的國家與窮人的國家。雖然他們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卻彼此猜忌、防範，甚至相互算計。

另一方面，柏拉圖的另一項主張：「非常富有的人不可能同時善良。」這種判斷恐怕過於武斷。問題其實不在於財富本身，而在於財富如何取得，財富如何使用，財富是否轉化為壟斷權力。

最值得警惕的是財富與權力的結合。柏拉圖真正關心的議題是當巨額財富轉化為政治權力時，民主制度是否仍能維持平衡？

尤其美國最高法院新近取消對政黨和候選人的支出限制，讓「法律制度維護民主合法性」受到質疑。當代社會最大的風險是財富高度集中，政治獻金失衡，媒體控制集中以及科技平台壟斷。當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互相強化時，民主制度便可能逐漸演變成寡頭政治。

若從更宏觀的角度看，柏拉圖留給廿一世紀最大的啟示或許是：真正的文明，不在於少數人能累積多少財富，而在於多數人是否能共享尊嚴、機會與希望。這或許才是柏拉圖穿越兩千四百年後，仍值得我們反覆思索的核心命題。

當極少數人掌握過度集中的財富與影響力時，社會是否仍能維持公平與平衡？

馬斯克曾公開表示，「盲目的同理心」損害文明整體利益。他較強調整體效率，而柏拉圖則更重視共善，兩種價值取向形成鮮明對比。

柏拉圖也呼籲公民，包括少數仍保有公平意識的富人，盡其所能促進社會正義。在他看來，改變首先始於價值觀的改變。社會必須重新認識極端貪婪的危險性，並對無限制追逐財富的行為保持警惕。柏拉圖的弟子亞里斯多德認為：最大的政治危機不是貧窮，而是中產階級消失，兩者共同目標都是避免寡頭政治。歷史經驗顯示，健康而壯大的中產階級，往往是民主制度最穩定的社會基礎。

在ＡＩ時代，柏拉圖不可能想像，ＡＩ革命使財富的邊際影響力急遽增加。當資本、資料、算力與演算法形成自我強化循環，財富便不再只是財富，而成為足以影響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新型權力。

真正成熟的文明，不在於限制成功，而在於任何成功都必須受到制度的節制；任何權力，都不能凌駕於法治、公平競爭與公共利益之上。唯有如此，創新才能造福社會，民主才能歷久彌新。（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

名人堂／一場美以伊都輸的戰爭

名人堂／一場美以伊都輸的戰爭

2026-07-03 聯合報／ 陳力俊

中東戰爭 (ChatGPT 製作)

沒有真正贏家 (ChatGPT 製作)

今年的美以伊戰爭始於美國與以色列於二月廿八日猛轟伊朗，雖然初期重創伊朗，但遭遇宗教式的負隅頑抗，不僅伊朗生命與財產損失慘重，美以在戰爭耗費與聲譽上，也遭到重創。

這波戰爭，肇始於統治加薩的哈瑪斯組織於二○二三年十月七日，發動對以色列的奇襲，導致以色列大規模反擊報復，開啟了中東戰爭的序幕。期間以色列並多方打擊盤踞黎巴嫩而為「伊朗代理人」的真主黨。

雖然美伊已於六月十九日簽訂代表初步和平協議的諒解備忘錄，基礎甚為脆弱，和戰前途仍未明朗。紐時專欄作家佛里曼日前即已斷言：「這是一場以色列、伊朗、真主黨、哈瑪斯和美國的領導人都輸了的戰爭。」

哈瑪斯的戰爭目標是透過入侵以色列，引發一場地區性起義，幫助他們消滅這個猶太國家。以色列總理內唐亞胡隨即發動幾近種族滅絕的戰爭。由於哈瑪斯將自身勢力滲透到加薩平民之中，加薩平民遭受以色列殘酷報復的蹂躪。據加薩衛生部統計，以色列造成絕大多數是平民（包括數千名兒童）、共超過七萬人死亡，另有至少十七萬人受傷，約占戰前加薩人口的一成。

以色列在加薩的殘酷作為，使猶太人爭取在其聖經故土上實現自決的運動，如今已成全球大學校園、自由派政黨乃至一些保守派政黨的禁忌詞彙。以色列藝術家和學者如今在許多地方都不再受歡迎。美伊簽訂協議未讓以色列參與，美國副總統范斯更直言「川普是目前全球唯一同情以色列的元首」、「九百萬人國家別只想靠殺戮解決一切」。而哈瑪斯仍然控制著加薩走廊四成的地區，同時與巴勒斯坦實現和平的希望愈趨渺茫。

哈瑪斯方面，無論它在巴勒斯坦事務上贏得了多少公關勝利，都無法將其轉化為巴勒斯坦建國的持久政治成果，加薩走廊約兩百萬巴勒斯坦人如今的生活更加悲慘，哈瑪斯難辭其咎。

真主黨將整個黎巴嫩拖入了一場與以色列的戰爭。如今，以色列軍隊遍布黎巴嫩南部，並大舉摧毀什葉派村莊與社區，大約一百萬黎巴嫩人淪為本國的難民，真主黨也暴露了其真面目，本質是為伊朗利益服務的外圍組織 。

儘管付出了數十名高級官員和軍事指揮官生命以及大量軍事設施與裝備的損失，伊朗政權在最初的美以聯合攻擊中倖存下來後，封鎖了荷莫茲海峽，切斷了全球約二成的原油供應。伊朗也襲擊美國的海灣盟友，但伊朗並無計脫離民生凋敝困境，前途黯淡。

至於川普，一位曾承諾使伊朗「無條件投降」的美國總統，最後卻讓伊朗得以無限期地生存下去。紐時即指出，分析人士認為該備忘錄似乎給予伊朗多項直接利益，會獎勵並助長伊朗的氣焰，卻無法確保美國實現川普在衝突之初設定的主要目標。

戰爭最大的輸家，仍是被迫承受戰火、流離失所的數百萬平民，同時波及全球。據世界銀行六月十一日發布的報告，揭示能源價格高漲帶來的後果，下修今年全球經濟成長從百分之二點九至二點五，如衝突升級，更恐降至百分之一點三。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名言：「每一支造好的槍、每一艘下水的戰艦、每一枚發射的火箭，從根本上來說，都是對那些飢寒交迫、無糧無衣之人的偷竊。」應為世人所警惕。（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

名人堂／川普能源政策的時代逆流

名人堂／川普能源政策的時代逆流

2026-06-24 聯合報／ 陳力俊

美國總統川普在第二任期內，一反前任拜登的能源政策，大幅取消、縮減或終止再生能源項目；同時，卻花費巨額稅金來維持一些老舊的燃煤電廠的運作。

長期以來，美國共和黨標榜自由市場，反對政府干預產業。但川普的能源政策，卻是以國家權力刻意扶植化石燃料產業，同時壓制電動車與再生能源發展。換言之，川普並不真正遵循自由市場路線，而是一種帶有強烈政治忠誠與文化戰爭色彩的「選擇性產業政策」。

紐時專欄作家Thomas B. Edsall最近撰文批判川普的能源政策，認為其主軸並非單純討論能源，而是將能源政策、地緣政治、產業競爭、國家安全與民主政治中的利益結構全面串聯起來。他認為川普政府正在以意識形態與政治回報為基礎，逆轉美國的能源轉型，並因此提高家庭消費成本、削弱產業競爭力、強化對化石燃料依賴，同時讓中國在全球新能源競爭中取得進一步的優勢。

廿一世紀的大國競爭，已逐漸從「全球軍事投射」轉向「科技–能源–供應鏈」三位一體競爭。中國近年大力推動新能源產業，從太陽能板、電池、電動車到電網儲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供應鏈。文章引用報告指出，中國在清潔能源投資規模上遠超美國，並透過海外布局強化全球主導地位。

該文最值得注意之處，在於它並未停留於「環保對抗傳統能源」的舊式辯論，而是將「再生能源」重新定義為國家競爭力與地緣政治實力的核心。這反映了近年全球戰略思維的一個重大轉向：能源政策不再只是環保議題，而是新一輪科技霸權競爭的重要戰場。

文中指出，在川普支持者的政治敘事中，化石燃料象徵男子氣概、藍領工人與傳統美國；再生能源則被視為「覺醒文化」與自由派菁英的象徵。這種將能源政策文化戰爭化的現象，比單純政策分歧更危險，因為當能源選擇成為身分認同問題後，理性成本效益分析就會退居其次；政策並非建立在長期國家利益考量，而是建立在個人偏好、政治動員與金主結構之上。

不過，該文也存在若干值得商榷之處。首先，它對再生能源轉型的成本與技術限制著墨不足。例如再生能源的間歇性、儲能成本、電網穩定性與關鍵礦物供應問題，仍是全球能源轉型的重要挑戰。

其次，作者幾乎將所有高油價與能源成本上升歸咎於川普政策，但全球能源價格本就深受地緣衝突、ＯＰＥＣ供應、全球景氣循環與金融市場影響。若將複雜能源市場變動全部政治化，它可能流於過度簡化。

然而，即便如此，文章仍提出了一個極具時代性的關鍵問題：廿一世紀的全球霸權，究竟是建立在石油與軍事之上，還是建立在新能源、ＡＩ與綠色供應鏈之上？這不只是美國的問題，也是所有工業國家的問題。

對台灣而言，這篇文章尤其具有警示意義。台灣高度依賴能源進口，又位於全球半導體與ＡＩ供應鏈核心。如果未來全球競爭重心從「石油霸權」轉向「新能源＋ＡＩ＋高科技製造」，那麼能源安全、電力穩定與綠色產業布局，將直接決定台灣未來廿年的競爭力。

尤其當台積電、ＡＩ資料中心與高耗能產業快速擴張之際，如何在穩定供電、減碳與產業競爭力之間取得平衡，將成為台灣無法迴避的國家戰略課題。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

名家縱論／川普清洗美國科學基金會的警訊

名家縱論／川普清洗美國科學基金會的警訊

2026-06-09  聯合報／ 陳力俊

美國科學基金會（ＮＳＦ）旨在和平時期引導公共科研，並使其免受任何執政政府的干預，年預算達九十億美元。自成立以來，它已成為美國基礎科學的主要資助機構。資助的計畫支持超過二七○位諾獎得主，並推動了包括核磁共振成像技術、ＡＩ和基因編輯等在內的多項基礎性創新。一項研究估計，美國五分之一的財富源於公共科研投資。

令人震驚的是，美國總統川普於四月廿四日解雇了擁有法定權力監督ＮＳＦ運作的國家科學董事會（ＮＳＢ）的全部廿四名成員。ＮＳＢ除制定ＮＳＦ政策並批准巨額支出外，它還就國家科學政策向政府和國會提供建議。其成員通常是傑出學者和行業領袖，由總統任命，任期六年，每兩年選出八名成員。ＮＳＢ的重要性不僅在行政監督，更在於它象徵科學社群對政府權力的制衡。

傳統上，ＮＳＦ主任都擁有扎實的科研背景和對ＮＳＦ業務有深刻了解，而白宮卻提名一位僅有投資公司背景人士擔任已懸缺一年的主任。自川普上任以來，ＮＳＦ已流失三成員工。鑑於ＮＳＦ資助了科學和工程領域的大部分基礎研究，且非常重視學生培養，這表明這些並非本屆政府的優先事項。

被解雇的董事會成員之一表示，ＮＳＢ在去年五月公開批評川普提議將ＮＳＦ的現有預算削減五成五，獲得國會支持而補正，因而激怒川普政府。被解職的ＮＳＢ主席譴責川普再度提議削減ＮＳＦ下一財年五成五的預算。同時白宮管理和預算辦公室（ＯＭＢ）日前略過大型研究設施委員會，要求國會明年撥款給ＮＳＦ九億美元。當董事會質疑時，ＮＳＦ的研究設施主管的答覆是：「ＯＭＢ已給了明確指示，因而必須執行。」事實上，過去一年來，ＮＳＦ的兩名最高官員即已不再理會董事會的意見。

川普政府當然並非毫無理由。部分保守派人士長期批評美國科研體系過度官僚化、政治正確化，甚至偏離國家利益。他們主張應將資源集中於戰略科技，而非分散於大量看似缺乏實際成果的學術研究。這並非全然沒有道理，但問題在於，改革與重挫是兩回事。

美國對中國的競爭優勢是川普政府最關注的議題之一。川普力推一項耗資數十億美元的重大計畫，試圖在ＡＩ和量子運算領域贏得競爭。另一項國家優先事項是趕在中國之前將太空人送上月球。這些項目是少數幾個具有科學或技術成分的項目，得以倖免於川普的削減計畫。在政府大幅削減支撐美國科技霸權根基的基礎科研體系時，顯示其對科技競爭的理解，更偏向「立即可見的戰略技術成果」，而非長期知識積累。

對台灣而言，此事尤其值得警惕。台灣長期高度師法美國科技與高教體系，無論半導體、ＡＩ、生醫或人才培育皆然。若美國未來逐漸從「開放型知識強國」轉向「政治化科技國家」，全球科技生態也將隨之改變。更重要的是，台灣也面臨類似誘惑，偏重短期可見成果，追求立即經濟效益。

真正的科技強國，不能只有晶片與產品，更須擁有能孕育未知未來的科學生態系統。ＮＳＦ之所以成就斐然，不只是因為它資助了多少研究，而是它代表一種政府願意長期投資於探索未知科研。如果連美國都開始動搖這種信念，那不只是美國科研的危機，也可能是全球公共科研的危險訊號。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

馬辦風暴的照妖鏡

 馬辦風暴的照妖鏡

曾士宇 大學教師 (新竹市)

照妖鏡 (ChatGPT 製作)

馬辦風暴自三月中延燒至今，歹戲拖棚，令人感慨一位曾經位居權力巔峰的政治人物，在卸任多年後，竟因身體與認知狀況問題，捲入一場傷害自己歷史評價的內部風暴。

目前的主戲是馬昔日最親信幕僚金溥聰引導或代理認知顯然出狀況的馬英九發言，言必稱是馬英九之意。似乎完全缺乏照顧認知退化長者的常識，讓人懷疑是別有居心。

前師大教授林保淳最近撰文稱，馬英九執政時清廉無疑，但清明可議，可謂是許多藍營人士共同的看法。金溥聰曾是馬市長時期的副市長，馬總統時期的國安會秘書長與駐美代表，長期輔政，位高權重，馬執政時有「馬金體制」之稱，以金在此次風暴中浮現的拙劣表現而言，馬難逃「識人不明」之評。

金之作為可議之處，包括身為馬辦處理蕭、王事件的主導者，不待董事會指派的三人小組調查結果，頻頻放話；在馬夫人周美青與馬大姊發表聲明後，正如名作家楊渡所觀察，「挑撥家庭；裂解親情」，無所不用其極；完全忽略馬可能忘記，從未約談蕭、王，卻藉媒體帶風向，說失智與指控貪汙是兩碼子事，讓人瞠目結舌。同時刻意任馬在影片中指控兩人是貪汙犯；在五月二十四日三人小組調查報告出爐，表示無具體客觀證據證明兩人私吞財物或違反財政紀律後，又開記者會， 出示蕭接受台商捐款照片，影射其私吞，無視蕭不管財務，調查小組已檢視王所提之開支單據，於二十九日向法院正式提出刑事告訴；在三人調查小組質疑其過問基金會事務資格，才補上於五月二十二日由馬簽署的授權書等等。

事件發展至今，馬家人疼惜馬自不在話下，蕭、王則除求自保外，不出惡言，倒是馬辦完全不顧馬形象的崩壞，醜話說盡，一副不惜魚死網破模樣，讓人傻眼，到底所為何來，讓人好奇，也令人想起所羅門王審判嬰兒歸屬故事。

最近某雜誌榮譽董事長撰文⟨馬英九「八年政績」反映在兩岸交流⟩，文中刊出一張《八年執政回憶錄》書影，是由馬英九口述，蕭旭岑著，讓人聯想馬辦風暴發展脈絡。推動兩岸交流確實是馬主要政績，而馬卸任後，主要協助繼續推動兩岸交流的正是蕭。去年十月底，在馬健康出狀況，馬家人示意要馬不要再出席公開活動下，蕭可能不再安排馬出席其念念在茲的兩岸交流活動，而讓馬生不滿，在有人檢舉帳目不清的狀況下，長年以清廉自守並有法學素養的馬，在未與當事人直接對質情況下，以為自己在「大義滅親」，小事化大，可見其判斷力已有缺失，更不幸有人乘虛而入，推波助瀾，釀成風暴。

鑑於馬親屬日前已向法院聲請「輔助宣告」，三人小組建議應等待法院裁定後，再行召開董事會商討該份調查報告。據專家分析，在馬不願配合下，「輔助宣告」曠日廢時，建議既然基金會已名存實亡，不如早日熄燈，其餘靜待司法調查，讓路人皆知的司馬昭之心，暴露在陽光之下。

從年譜看羅家倫先生與台灣聯大的淵源

從年譜看羅家倫先生與台灣聯大的淵源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由中央大學、政治大學、清華大學與陽明交通大學組成，羅家倫先生曾分別主持政治大學、中央大學與清華大學校務，並與交通大學在台復校的重要推手凌鴻勳校長為至交好友，堪稱奇緣。

在歷史學家劉維開所編著的《羅家倫先生年譜》中，有多處記載羅氏與台灣聯大各校相關事蹟，因《羅家倫先生年譜》出版於三十年前，現已絕版，頗值節錄，並略加補充，以為台灣聯大留一便利查閱之參考。茲依羅氏就任年序與校別，分錄如下:

一、國立政治大學

民國十六年 (1927) 三十一歲:

五月二十四日，受任中央黨務學校教務副主任。

八月十二日，奉蔣校長手諭代理中央黨務學校校務會議主席，主持一切。

八月二十六日，在中央黨務學校講⟨世界沒有嚇得走的革命黨人⟩，鼓勵世界上只有殺得死的革命黨人，絕沒有嚇得走的革命黨人!

民國十七年 (1928) 三十二歲:

六月十九日，受命為中央黨務學校第二期招生北京招考主任。

民國十八年 (1929) 三十三歲:

七月二十四日，受任中央政治學校校務委員。

民國二十年 (1931) 三十五歲:

一月，任中央政治學校教務主任，並兼代教育長。

民國二十三年 (1934) 三十八歲:

九月，辭中央政治學校教務主任職，獲准，由程天放繼任。先生仍以校務委員名義指導校務。

民國二十四年 (1935) 三十九歲:

十二月，受聘任中央政治學校邊疆教育研究委員會委員，負責計劃指導邊疆教育設施。

民國二十九年 (1940) 四十四歲:

二月，中央政治學校校務委員會改組，先生仍膺任為校務委員。

民國四十三年 (1954) 五十八歲:

本月，應聘為國立政治大學研究部兼任教授，講述民族主義研究課程，任教至四十七年二月。

[補充] 羅家倫與國立政治大學的淵源極深，可說是政大前身「中央政治學校」制度化、大學化的重要奠基者。

羅家倫早在 1927年中央黨校創建時，即任教務副主任、校務委員；1931年至 1934年間，曾任中央政治學校教務主任兼代教育長，實際主持教務，並講授「中國近代史」。政大校史資料明確指出，他推動黨校改制為政校，並奠定校務與學術發展基礎。

其最大貢獻，是主張政治人才培育不能停留於短期訓練，而應建立完整高等教育制度。他希望中央政治學校仿效英國倫敦政經學院與法國巴黎政治學校，改制為四年制大學，以培養現代國家治理人才。雖未能立即全面改制，但終促成大學部設立，使政校逐漸具備近代大學規模。

今日政大設有「志希樓」，即以羅家倫字「志希」命名；政大圖書館亦典藏「羅家倫文庫」，2019年並設立「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顯示政大對其創校與學術貢獻的持續紀念。

簡言之，羅家倫之於政大，不只是早期行政主持者，更是將政大前身由黨政訓練機構推向現代大學與公共治理人才搖籃的關鍵人物。

中央政治學校校務委員會是國民黨於民國十六年（1927年）創立「中央黨務學校」、後改組為「中央政治學校」時所設立的決策機關。其任務為決定學校的教育方針及其他重要校務事項，由黨政高層組成，為依循「以黨治校」方針下的核心機構。在行政管理體制上具有強烈的黨國色彩，由國民黨中央核心官員擔任校務委員。委員會組成校務委員會約由 29至 31名委員組成。值得注意的是羅氏至少到民國二十九年仍膺任為校務委員。

二、國立清華大學

民國十七年 (1928) 三十二歲:

八月二十一日，國民政府任命先生為國立清華大學校長。

九月二十八日，就清華大學校長職，發表演講，主張學術獨立，開創新清華。

九月，呈大學院、外交部整理清華大學方針。

十月十二日，在清華大學開學典禮上講 ⟨改革清華之計畫⟩。

十一月二日，在清華大學講 ⟨軍事訓練的意義與使命⟩。

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南京出席清華大學董事會第一次會議。

本年，兼任清華大學史學系主任，以待蔣廷黻南開大學所餘一年聘約之期。

民國十八年 (1929) 三十三歲:

四月一日，在南京出席清華大學董事會第二次會議。

四月十一日，為辦學政策不能實行，呈國民政府請辭國立清華大學校長職務，未准。

四月十一日，在上海接受記者訪問，申述辭職的理由。

四月十九日，上國民政府再辭清華大學校長職，並請改清華大學組織條例。

五月，第三次請辭國立清華大學校長，仍未准。

六月十日，教育部令准照先生所擬⟨國立清華大學校務進行計畫大綱⟩，切實執行。

民國十九年 (1930) 三十四歲:

五月二十三日，上教育部，為學風凌替、請辭清華大學校長職，並於六月七日離平南下。

十月三日，再呈教育部，堅辭清華大學校長職。

十二月二十七日，上蔣主席書，擬具整頓清華大學辦法三條。

民國二十年 (1931) 三十五歲:

一月二十三日，呈教育部，重行懇辭清華大學校長職，三月十七日，行政院議決准辭。

[補充]

先生辭校長職，第一次是在民國十八年四月十一日，也就是在南京出席清華大學董事會第二次會議後十日。主要是對董事會決議，深感失望，覺得當初係報建設清華為完善學府之政策而來，政策既受阻撓，決定向國民政府辭職。旋獲教育部訓令決議慰留。

第二次辭職是民國十八年四月十九日，因清華大學當時是由教育部與外交部共同管轄加上董事會為最高權力機構形成了「三重管理制度」。先生以為在此情形下清華絕少發展希望。現狀亦難維持，於本日再提辭呈，並請修改清華組織條例，由教育部專轄以維持國家教育系統。

先生建議獲得正面回應，清華大學改由教育部專轄，取消清華董事會，並決定將清華基金全部移交給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管理。

第三次請辭則於五月，理由是由於改制及清查基金之主張，獲得支持，為避蒙固位自便之嫌，未獲准。六月十日，教育部令准照先生所擬 ⟨國立清華大學校務進行計畫大綱⟩，切實執行。

第四次請辭則於民國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由於五月初北方政局發生變化，閻錫山的勢力控制了北平，部分清華學生因不滿先生自主持清華後，對學生有諸多改革措施如紀律化、軍事管理化、強制學生期末考與繳學費等，遂趁此時機於五月二十日的學生代表大會上，提出了請先生自動辭職的提案，此一提案雖在翌日的全體大會上被否決，但先生根本否認學生有與聞校長進退之權，乃於二十三日向教育部提出辭呈。二十六日，教育部批示慰留，但先生認為整頓學風為環境所不許，不能整頓，則不願敷衍從事，乃於六月七日離平。

民國十九年十月三日，先生第五次請辭，仍未准。八日，先生以此次學生要求校長辭職一事，幕後有部分教職員策動，以為為維護中央威信，為保持一國立學術機關計，似當請中央派員查辦鼓動此次風潮之學生與教職員。事實上，不滿教育部處理清華事件息事寧人的態度，實為此一階段先生不願重返清華之主因。

民國二十年一月二十三日，先生最後一次請辭，呈教育部，重行懇辭，三月十七日，行政院議決准辭。

這次請辭是在約一個月前，即民國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蔣中正主席書，擬具整頓清華大學辦法三條後發生。乃因蔣兼任教育部長，因此對先生重返清華一事，多所詢問，「促之至再」，先生雖陳明不願回任之意，不過同時表示如能為中央樹整頓學風之威信，而立教育界之正氣，雖焦頭爛額亦不敢辭。但蔣以中央政治學校校長身份，提請中央任命先生為教務處主任，並暫兼代教育長，先生辭職不獲，於二十年一月底南京就任新職，另於三月十七日，由行政院議決准辭清華大學校長。

羅家倫於民國二十九年辭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職務，其原因主要在於「政治介入校務」、「黨化教育壓力」以及他個人強烈的教育理想與人格衝突。

先生任清華校長時年僅三十二歲，是五四運動的重要人物之一，具有高度聲望。他曾留學普林斯頓、哥倫比亞與柏林大學，深受西方現代大學制度影響，希望將清華建設成具有國際水準的研究型大學。

他上任後積極改革， 延攬名師 、強化研究 、提高學術標準、 建立現代大學制度以及強調人格教育與自由精神 ，短時間內即顯著提升清華聲望。他治校風格強勢，雖有理想，但行政手段較剛硬，也引發部分教師與學生不滿，批評他過度集權 、作風威權 以及不易妥協； 他逐漸感到若不能依理念辦學，則不如離開。

先生人格中有強烈的理想主義 、菁英意識與士大夫氣節 ，他相信校長不是官，而是文化使命的承擔者。因此當他認為大學自主受損 以及學術尊嚴被壓迫 而導致校長無法真正主導校務 ，便選擇辭職。民國二十九年，他堅辭清華校長職務，任期不到兩年。

雖然先生在清華任期短暫，但影響深遠。他奠定了研究型大學方向 、國際化學術標準 、重視通識與人格教育 以及清華自由學風的早期基礎 ，後來梅貽琦校長接任後，延續並發揚這條路線，使清華逐漸成為中國近代最重要的大學之一。

先生多次辭職，通常被視為「知識分子捍衛大學自主」的重要象徵。從某種角度說，他離開清華，不只是一次人事變動，而是五四知識分子理想與國民政府政治現實一次重大碰撞。

三、國立中央大學

民國二十一年 (1932) 三十六歲:

七月六日，行政院聘先生為中央大學管理委員會委員。

八月十二日，行政院會議決任先生為中央大學校長，二十六日，國民政府發佈命令。

九月二日，上行政院呈，縷陳發展中央大學步驟。

九月五日，先生正式就任中央大學校長職。

民國二十二年 (1933) 三十七歲:

三月八日，致外交部函，請轉國聯展延巴里賈等三教授聘期兩年。

七月，參加廬山會議，提議設立航空工程基本科學科系，以發展航空事業。決定由中央大學先行設立特別機械研究班。

七月三十日，呈教育部，請在總理陵園範圍指撥地畝及中央運動場全部，以建設首都學府。

八月初，呈教育部，請辭中央大學校長職。

九月十一日，在中央大學總理紀念週演講，宣布中大安定的時期已經完成，建設方面也有相當成績。

民國二十三年 (1934) 三十八歲:

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大學畢業典禮，講演⟨兩年來之中央大學⟩。

七月，先生請辭中央大學校長，中樞方面以中大方告安定，漸臻進步，不主張有所變更，乃請先生專任中大校長。

民國二十四年 (1935) 三十九歲:

五月底，冀察事變後，先生奉召飛成都謁見蔣委員長，公畢過重慶三日，對蓉渝兩地印象深刻，對抗日軍興後決定遷中大入川有很大影響。

民國二十五年 (1936) 四十歲:

十一月二十三日，在中央大學總理紀念週講赴平、津、冀、察、綏等處視察情形。

民國二十六年 (1937) 四十一歲:

一月，中央大學新校址鑿井動工；五月，工學院和農學院的主要建築招標動工。

三月二十八日，主持中央大學附設實驗學校成立二十週年紀念會。

七月一日，赴廬山，謁蔣院長，報告中央大學發展計畫。

七月十四日，返南京，展開中央大學遷校的布置；十一月初，中大師生在重慶開始上課。

十月十日，於安徽屯溪主持中央大學附設實驗學校開學典禮。

十二月，先生為提倡學術，並救濟貧寒學生，決定在中央大學設置獎學金，每學期七十個名額，大量獎助優秀學生。

十月十日，在中央大學講⟨一段慘痛的校史和本大學現在的方針⟩，宣示學校訓練的方針。

民國二十七年 (1938) 四十二歲:

本年，中央大學因學生增加，沙坪壩校址不敷容納，先生乃選定柏溪設立分校。

民國二十八年 (1939) 四十三歲:

二月一日，上書總裁，簡陳七年來在中大辦學經過，請派員徹查事實，以明真相，並另簡賢能接替。

民國二十九年 (1940) 四十四歲:

六月二十七日- 七月四日，中央大學連續遭日機三次轟炸，中大校務、課務，絲毫未受影響，先生說: 「我們和頑皮的小孩子一樣，敵機來了，我們躲進洞去，敵機走了，立刻出來工作。」

七月一日- 八日，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二日，提⟨確立辦法迅速籌款以挽救全國高等教育危機案⟩。

民國三十年 (1941) 四十五歲:

一月十日，上書總裁懇辭中央大學校長職。

六月十六日，撰⟨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從遷校到發展⟩，綜述中大西遷經過及發展。

七月七日，先生主持中央大學遷渝的第四屆畢業典禮，指出這一屆學生，正是四年前南京大轟炸中所榜示錄取者，如今已在抗戰聲中安然畢業。又航空工程系、水利工程系及醫學院都是第一屆畢業，尤具特別意義。

七月十五日，行政院第五二三次院會、通過先生請辭中央大學案，並決議任命顧孟餘繼任，二十一日明令公布。先生接長中大十年，至今始得卸仔肩。

民國三十一年 (1942) 四十六歲:

一月一日，《新人生觀》一書付梓，三月出版。

八月，受聘為四川省政府，國立中央大學合辦成都公立醫院董事會董事。

[補充] 先生任清華校長，不到兩年，任中央大學校長，則長達九年。他在清華，六辭校長之職，在中央則也多次辭職，但原因不同。

先生於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五日，先生正式就任中央大學校長職。到第二年八月初，呈教育部，請辭中央大學校長職，因其就任時，曾申請以一年為期，屆時當毅然去職，經行政院慰留。又過約一年，即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再度請辭，中樞方面以中大方告安定，漸臻進步，不主張有所變更，乃請先生專任中大校長，並准辭中央政治學校教務主任職。

最後一次，則是於民國三十年年一月十日，堅辭國立中央大學校長，行政院於 七月十五日院會中、方通過先生請辭中央大學案。先生接長中大十年，至今始得卸仔肩。

此次辭職原因相當複雜，既有政治壓力，也有教育理念與人格氣節的因素；首先是先生自民國二十一年出任中央大學校長後，大力整頓校務，推動學術改革與校園紀律，使中央大學逐漸成為當時中國最具規模與影響力的大學之一。然而，他個性強勢、作風嚴厲，也因此與校內外多方勢力產生摩擦。

抗戰期間，中央大學西遷重慶，辦學環境艱困，各方政治勢力滲入校園。先生一方面強調學術自主與紀律，一方面反對政黨與派系操控校園，因此與部分國民黨地方勢力、教育部官員以及校內派系漸生齟齬。

尤其在戰時，學生運動、思想控制、經費分配等問題日益敏感，中央政府希望加強政治掌控，但先生仍堅持大學應保有相當自主空間，這使他逐漸陷入政治孤立。

當時教育部對中央大學的人事、經費與政策干預日增，而羅家倫素來具有強烈的校長權威意識，不願接受過度干涉。1941年前後，教育部對中央大學的人事安排與行政運作多所介入，羅家倫認為已傷害大學尊嚴與校長職權。他曾表示，大學校長若不能真正負責，就不應虛居其位。

此外，抗戰期間財政困難，中央大學經費嚴重不足，教師待遇惡化，校務推展艱難。他既要維持學術品質，又要面對政治壓力與行政掣肘，身心俱疲。

羅氏早年深受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影響，具有強烈的知識分子使命感。他認為大學不只是培養專才的場所，更是民族精神與文化人格的堡壘。然而抗戰後期，中國政治環境惡化，官僚主義與黨派傾軋日盛，他逐漸感到理想與現實落差巨大。對於校園政治化、學術風氣受損，以及部分學生運動激進化，他深感失望。他後來曾感慨，大學若失去自由精神與人格教育，即使規模再大，也難稱真正的大學。

他的辭職，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知識分子的「人格抗議」。他並非單純因行政困難而離職，而是認為在無法依其理念辦學、又不願向政治力量全面妥協的情況下，辭職是維護人格與大學尊嚴的最後方式。因此，他堅辭中央大學校長後，結束近十年的治校生涯。這段期間雖充滿爭議，但一般仍認為是中央大學發展的重要黃金時代之一。

從歷史角度看，羅氏既有強人校長的威權色彩，也有堅持大學尊嚴與學術理想的一面。他的離職，不只是個人去留，更象徵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理想主義在戰時政治現實下的重大挫折。

四、陽明交通大學

在四校中，陽明交通大學是先生唯一未主持過校務的大學。從文獻中，可發現他與交通大學在台建校凌鴻勛校長，遠在民國三十二年曾同在「西北建設考察團」共事，淵源頗深。根據年譜，主要行程如下:

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受中央設計局命，任西北建設考察團團長。

五月九日，先生偕部分在重慶之西北建設考察團團員，謁見蔣委員長，就考察事項交換意見。

六月七日，率領西北建設考察團，本日自重慶出發，二十三日抵西安。

七月八日，考察團離陝入甘，十一日抵達蘭州。

八月六日，考察團離甘入新，七日抵哈密，十一日抵迪化。

十月十九日，先生返蘭州，等候由新回蘭之團員一同前往青海、寧夏。

十一月五日，考察團自蘭州起程，轉赴青海，二十日返蘭州。

十一月十七日，因青海省政府主席馬步芳之請，作⟨青海歌⟩、流傳於雪山草海之間。

十一月二十七日，考察團由蘭州出發赴寧夏考察，歷時十三日，之後轉赴天水。

十二月十七日，考察團抵天水，並居留此地撰寫報告。

十二月二十六日，上書總裁、建議將西北建設專款集中配合支用。

民國三十三年

二月二十二日，《西北建設考察團報告》草擬完成，先生自蘭州飛返重慶。

五月五日，獲國民政府頒授三等景星勳章。

全團在經過約九月，行經17,022公里後，完成考察與撰寫報告。

先生任考察團團長，特別關注西北教育建設、民族精神、國家整合、邊疆治理以及現代國民形成。他認為西北不只是經濟問題，更是民族生存與文化重建問題。因此他的視角偏重國家戰略、文化與教育以及現代化制度。在報告中主筆撰寫第一章總論、第十二章宗族篇與第十三章教育篇。

團員共十二人，凌鴻勛時任寶天鐵路工程局局長。代表工程技術界之鐵道交通系統，關注西北鐵道、運輸系統、工業基礎、資源開發以及工程可行性。其視角偏向如何以工程與交通建設支撐國家現代化。在報告中，專寫在報告中主筆撰寫第二章鐵路篇。

現可收尋到有兩張兩人合照，一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十八日，出席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野餐招待會，盛世才居中，羅、凌兩先生分坐在其兩側。另一則是十二月一日出席寧夏省主席馬鴻逵主持之黨政軍聯合歡迎會，羅先生居中，寧夏省主席馬鴻逵與凌先生分坐在其兩側。同時，羅先生屢次在文中提到凌先生對中國鐵道建設的貢獻，如「粵漢鐵路的完成，並且提早完成，是一件對於軍事上極有貢獻的事。在「九一八」發動的時期，粵漢鐵路的 中段，尤其最難打通的樂昌一帶的山區，尚未打通，不能接軌，則向國外購得的軍火與物資，毫無辦 法運進武漢即西南大後方。所以要趕緊完成這條輸血管，又非有極好的配合與加速的努力不可。幸而 這次配合適得其人，也適當其時。包括凌鴻勛先生以艱苦卓越 的精神以貫徹其技術上的運用。此項工程，原來以為四年才可完成的，竟於兩年半的時間打通。於是全面抗戰軍興，南京失守後，武漢中心尚未支持一年，而西南西北大後方也因以穩定，這真可謂適得其時。」

凌鴻勛先生則在「七十自述」中敘述羅先生行誼，並在羅先生逝世後，以長文「悼念羅志希先生—並記西北同行一段回憶」追悼，談到: 「西北走廊是沿一條綿長而枯寂的粗糙公路，越過烏鞘嶺便漸進入戈壁灘。且時值夏季，熱風吹來，亦甚悶人，每日走百餘至二百餘公里，相當苦累。而志希兄坐在我的左邊，一路談笑風生，偶然覺得他沉寂了一會兒，那知他已成了一首詩。 」「他在車上作詩每由他口授，由我錄下，遞給後坐的幾位同人傳觀，於是大家的無聊時光，精神為之一振。」可見兩人交情非比尋常。

五、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在年譜中，有兩則提到台灣聯大兩校以上之條目，一是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先生七十壽誕前，中央政治學校、清華大學、中央大學等校校友為先生舉行暖壽茶會，總統特頒「壽」字立軸，親友往賀者極多。

另 一則是民國五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先生辭世後，次年(五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先生靈柩安葬於陽明山第一公墓。八月二十日，總統明令褒揚，令文曰:

總統府國策顧問羅家倫，早睡負笈北京大學，當文學革新之會，乘時宣力，著有聲稱。嗣留學美、英、法、德諸邦，勤苦深造。北伐之役，效力投艱，爾後迭長清華大學及中央大學，為國育才，士林推重。三十二年，首任新疆監察使。抗戰勝利後，歷任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籌備會議代表、駐印度大使、制憲國民大會代表等職，弘濟艱虞，克彰績效。行憲以來，膺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復出任考試院副院長、國史館館長，多士受其甄陶，文獻勤於記錄。綜其生平，才識通敏，述作斐然，勳勞懋著，聲華遠播。茲聞病逝，悼惜良深。應予明令褒揚，以彰忠藎。此令，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八月二十日。

褒揚令文中，未提先生黨務工作，因此略去先生在中央黨務學校與中央政治學校及中央政治學校之貢獻。

另一方面，國立故宮博物院於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舉行「羅志希先生百齡誕辰紀念演講會」及「羅志希夫人捐贈展」，邀故宮博物院∙國史館、黨史會、政大、清大、中大等有關機構之友好參加。

同時，在民國一一四年五月九日在清華大學由台灣聯大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中基會」) 合辦「羅家倫先生學術研討會」，是由於羅先生與兩個單位都有很深的淵源，特別是先生促成「庚款清華基金」由「中基會」管理，嘉惠清華大學至今，別具意義。

本研討會很幸運地得到清華玉山學者陳國球主任擔綱籌辦，以「鑑察世道，興國育才」為主題，邀請多位重量級專家學者從學術人生、教育理念、人文思想各面向剖析羅先生的不凡人生與行宜。會後由主講人將內容整理成文稿彙集為紀念文集，以廣流傳，作為永久紀念並啟發後進。

從年譜看羅家倫先生與台灣聯大的淵源 (五):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從年譜看羅家倫先生與台灣聯大的淵源 (五):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五、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在年譜中，有兩則提到台灣聯大兩校以上之條目，一是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先生七十壽誕前，中央政治學校、清華大學、中央大學等校校友為先生舉行暖壽茶會，總統特頒「壽」字立軸，親友往賀者極多。

另 一則是民國五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先生辭世後，次年(五十九年) 三月二十二日，先生靈柩安葬於陽明山第一公墓。八月二十日，總統明令褒揚，令文曰:

總統府國策顧問羅家倫，早歲負笈北京大學，當文學革新之會，乘時宣力，著有聲稱。嗣留學美、英、法、德諸邦，勤苦深造。北伐之役，效力投艱，爾後迭長清華大學及中央大學，為國育才，士林推重。三十二年，首任新疆監察使。抗戰勝利後，歷任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籌備會議代表、駐印度大使、制憲國民大會代表等職，弘濟艱虞，克彰績效。行憲以來，膺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復出任考試院副院長、國史館館長，多士受其甄陶，文獻勤於記錄。綜其生平，才識通敏，述作斐然，勳勞懋著，聲華遠播。茲聞病逝，悼惜良深。應予明令褒揚，以彰忠藎。此令，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八月二十日。

褒揚令文中，未提先生黨務工作，因此略去先生在中央黨務學校與中央政治學校之貢獻。

另一方面，國立故宮博物院於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舉行「羅志希先生百齡誕辰紀念演講會」及「羅志希夫人捐贈展」，邀故宮博物院、國史館、黨史會、政大、清大、中大等有關機構之友好參加。

再者，在民國一一四年五月九日在清華大學由台灣聯大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中基會」) 合辦「羅家倫先生學術研討會」，是由於羅先生與兩個單位都有很深的淵源，特別是先生促成「庚款清華基金」由「中基會」管理，嘉惠清華大學至今，別具意義。

本研討會很幸運地得到清華玉山學者陳國球主任擔綱籌辦，以「鑑察世道，興國育才」為主題，邀請多位重量級專家學者從學術人生、教育理念、人文思想各面向剖析羅先生的不凡人生與行宜。會後由主講人將內容整理成文稿彙集為紀念文集，以廣流傳，作為永久紀念並啟發後進。

名家縱論／「教不聊生」是國安問題

名家縱論／「教不聊生」是國安問題

2026-05-31 聯合報／ 陳力俊（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

師不聊生 (ChatGPT製作)

華人社會素來深受儒家文化影響，極度重視教育，將其視為提升社會地位、個人成長及脫貧的關鍵途徑。高瞻遠矚的政府會體認教育為「立國之本」、「百年大計」，在培養人才、傳承文化、塑造公民及促進社會進步方面具關鍵作用，是謀求社會穩定與發展的長期策略，為影響深遠的國家基石。

教育的核心在於培養適應未來社會的能力，教師則是實踐優質教育、培育人才的關鍵角色。中國社會受儒家思想薰陶，傳統上高度尊重教師和知識，以師為教之本，開啟智慧、傳承文化。「天地君親師」是明清以來在傳統民居中堂供奉的祭拜對象，亦是儒家倫理的核心。牌位在書寫時通常有特殊規制，以表達對各對象的敬畏：如師省去左上角短撇，寓意師道莊重，不撇開師道尊嚴。

然而，現代社會在市場化、媒體化與績效化壓力下，教師逐漸被「去神聖化」，甚至被視為服務提供者、政策義務宣導員。當社會只要求教師「績效化輸出」，卻不願給予相對應的尊嚴與支持時，「師道」自然難以維繫。

令人傷感的是目前台灣社會「教不聊生」漸成為普遍現象，這不只是教育問題，而是攸關國家競爭力與社會穩定的國安問題。當教師長期陷於低薪、高壓、行政負擔沉重、社會尊嚴下降與工作倦怠之中，受損的不只是個別教師，而是整個國家的未來能力。

少子化導致教育現場焦慮升高，教師工作量不減反增；行政負擔膨脹、家長投訴文化盛行、媒體獵巫式報導、網路公審氾濫，但社會支持系統卻未同步提升；高教體系則面臨經費壓力、排名競逐與行政績效化，教師被論文數、計畫量、排名與ＫＰＩ追逐所綁架，使大學教師愈來愈像「行政績效執行者」，這種制度雖然提升部分量化指標，卻可能犧牲真正重要的教育本質：思想啟發、人格陶冶與長期知識創新。

當「教不聊生」成為集體感受，將直接衝擊國家人才培育鏈。首先是優秀青年不願投入教育：當高科技、金融與ＡＩ產業提供更高薪資與社會地位時，教育職業若缺乏吸引力，長期將出現「人才逆淘汰」。真正有創造力與使命感的人才，未必願意走進教室。

其次，教育品質下降將削弱國家競爭力：半導體、ＡＩ、生醫、量子科技等產業的背後，都需要長期穩定的人才培養體系。若教師疲於奔命、缺乏研究與教學熱情，再強的產業也可能後繼乏力。矽谷與竹科的成功，從來不只是企業成功，更是高等教育與科研體系長年累積的成果。

再者，社會價值體系可能失衡：教師不只是知識傳授者，更是社會倫理與公共價值的重要支柱。當整個社會過度功利化，只重視短期產值與流量，輕忽教育工作的公共價值，長期將導致社會信任下降、世代關係惡化與公共理性流失。

尤其在ＡＩ時代，教育的重要性不是下降，而是更加關鍵。生成式ＡＩ可取代部分知識傳遞，但無法完全取代人格啟發、價值判斷、創造力培養與人文關懷。未來愈是科技化，愈需要優秀教師。

因此，「教不聊生」不應只被視為教師抱怨，而應被視為國家警訊。真正的國安，不只是飛彈、軍費與晶片，也包括國家是否仍願意尊重知識、善待教師、投資教育。如果一個社會讓教師失去尊嚴，最終失去的，可能是下一代的未來。（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

從年譜看羅家倫先生與台灣聯大的淵源 (四): 陽明交通大學

從年譜看羅家倫先生與台灣聯大的淵源 (四): 陽明交通大學

四、陽明交通大學

在四校中，陽明交通大學是先生唯一未曾主持過校務的大學。從文獻中，可發現他與交通大學在台建校凌鴻勛校長，遠在民國三十二年曾同在「西北建設考察團」共事，淵源頗深。根據年譜，主要行程如下:

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受中央設計局命，任西北建設考察團團長。

五月九日，先生偕部分在重慶之西北建設考察團團員，謁見蔣委員長，就考察事項交換意見。

六月七日，率領西北建設考察團，本日自重慶出發，二十三日抵西安。

七月八日，考察團離陝入甘，十一日抵達蘭州。

八月六日，考察團離甘入新，七日抵哈密，十一日抵迪化。

十月十九日，先生返蘭州，等候由新回蘭之團員一同前往青海、寧夏。

十一月五日，考察團自蘭州起程，轉赴青海，二十日返蘭州。

十一月十七日，因青海省政府主席馬步芳之請，作⟨青海歌⟩、流傳於雪山草海之間。

十一月二十七日，考察團由蘭州出發赴寧夏考察，歷時十三日，之後轉赴天水。

十二月十七日，考察團抵天水，並居留此地撰寫報告。

十二月二十六日，上書總裁、建議將西北建設專款集中配合支用。

民國三十三年

二月二十二日，《西北建設考察團報告》草擬完成，先生自蘭州飛返重慶。

五月五日，獲國民政府頒授三等景星勳章。

全團在經過約九月，行經17,022公里後，完成考察與撰寫報告。

先生任考察團團長，特別關注西北教育建設、民族精神、國家整合、邊疆治理以及現代國民形成。他認為西北不只是經濟問題，更是民族生存與文化重建問題。因此他的視角偏重國家戰略、文化與教育以及現代化制度。在報告中主筆撰寫第一章總論、第十二章宗族篇與第十三章教育篇。

團員共十二人，凌鴻勛時任寶天鐵路工程局局長。代表工程技術界之鐵道交通系統，關注西北鐵道、運輸系統、工業基礎、資源開發以及工程可行性。其視角偏向如何以工程與交通建設支撐國家現代化。在報告中，報告中主筆撰寫第二章鐵路篇。


現可收尋到有兩張兩人合照，一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十八日，出席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野餐招待會，盛世才居中，羅、凌兩先生分坐在其兩側。另一則是十二月一日出席寧夏省主席馬鴻逵主持之黨政軍聯合歡迎會，羅先生居中，寧夏省主席馬鴻逵與凌先生分坐在其兩側。同時，羅先生屢次在文中提到凌先生對中國鐵道建設的貢獻，如「粵漢鐵路的完成，並且提早完成，是一件對於軍事上極有貢獻的事。在「九一八」發動的時期，粵漢鐵路的中段，尤其最難打通的樂昌一帶的山區，尚未打通，不能接軌，則向國外購得的軍火與物資，毫無辦法運進武漢即西南大後方。所以要趕緊完成這條輸血管，又非有極好的配合與加速的努力不可。幸而這次配合適得其人，也適當其時，包括凌鴻勛先生以艱苦卓越的精神以貫徹其技術上的運用。此項工程，原來以為四年才可完成的，竟於兩年半的時間打通。於是全面抗戰軍興，南京失守後，武漢中心尚未支持一年，而西南西北大後方也因以穩定，這真可謂適得其時。」

凌鴻勛先生則在「七十自述」中敘述羅先生行誼，並在羅先生逝世後，以長文「悼念羅志希先生—並記西北同行一段回憶」追悼，談到: 「西北走廊是沿一條綿長而枯寂的粗糙公路，越過烏鞘嶺便漸進入戈壁灘。且時值夏季，熱風吹來，亦甚悶人，每日走百餘至二百餘公里，相當苦累。而志希兄坐在我的左邊，一路談笑風生，偶然覺得他沉寂了一會兒，那知他已成了一首詩。 」「他在車上作詩每由他口授，由我錄下，遞給後坐的幾位同人傳觀，於是大家的無聊時光，精神為之一振。」可見兩人交情非比尋常。

從年譜看羅家倫先生與台灣聯大的淵源 (三): 國立中央大學

從年譜看羅家倫先生與台灣聯大的淵源 (三): 國立中央大學

三、國立中央大學

民國二十一年 (1932) 三十六歲:

七月六日，行政院聘先生為中央大學管理委員會委員。

八月十二日，行政院會議決任先生為中央大學校長，二十六日，國民政府發佈命令。

九月二日，上行政院呈，縷陳發展中央大學步驟。

九月五日，先生正式就任中央大學校長職。

民國二十二年 (1933) 三十七歲:

三月八日，致外交部函，請轉國聯展延巴里賈等三教授聘期兩年。

七月，參加廬山會議，提議設立航空工程基本科學科系，以發展航空事業。決定由中央大學先行設立特別機械研究班。

七月三十日，呈教育部，請在總理陵園範圍指撥地畝及中央運動場全部，以建設首都學府。

八月初，呈教育部，請辭中央大學校長職。

九月十一日，在中央大學總理紀念週演講，宣布中大安定的時期已經完成，建設方面也有相當成績。

民國二十三年 (1934) 三十八歲:

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大學畢業典禮，講演⟨兩年來之中央大學⟩。

七月，先生請辭中央大學校長，中樞方面以中大方告安定，漸臻進步，不主張有所變更，乃請先生專任中大校長。

民國二十四年 (1935) 三十九歲:

五月底，冀察事變後，先生奉召飛成都謁見蔣委員長，公畢過重慶三日，對蓉渝兩地印象深刻，對抗日軍興後決定遷中大入川有很大影響。

民國二十五年 (1936) 四十歲:

十一月二十三日，在中央大學總理紀念週講赴平、津、冀、察、綏等處視察情形。

民國二十六年 (1937) 四十一歲:

一月，中央大學新校址鑿井動工；五月，工學院和農學院的主要建築招標動工。

三月二十八日，主持中央大學附設實驗學校成立二十週年紀念會。

七月一日，赴廬山，謁蔣院長，報告中央大學發展計畫。

七月十四日，返南京，展開中央大學遷校的布置；十一月初，中大師生在重慶開始上課。

十月十日，於安徽屯溪主持中央大學附設實驗學校開學典禮。

十二月，先生為提倡學術，並救濟貧寒學生，決定在中央大學設置獎學金，每學期七十個名額，大量獎助優秀學生。

十月十日，在中央大學講⟨一段慘痛的校史和本大學現在的方針⟩，宣示學校訓練的方針。

民國二十七年 (1938) 四十二歲:

本年，中央大學因學生增加，沙坪壩校址不敷容納，先生乃選定柏溪設立分校。

民國二十八年 (1939) 四十三歲:

二月一日，上書總裁，簡陳七年來在中大辦學經過，請派員徹查事實，以明真相，並另簡賢能接替。

民國二十九年 (1940) 四十四歲:

六月二十七日- 七月四日，中央大學連續遭日機三次轟炸，中大校務、課務，絲毫未受影響，先生說: 「我們和頑皮的小孩子一樣，敵機來了，我們躲進洞去，敵機走了，立刻出來工作。」

七月一日- 八日，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二日，提⟨確立辦法迅速籌款以挽救全國高等教育危機案⟩。

民國三十年 (1941) 四十五歲:

一月十日，上書總裁懇辭中央大學校長職。

六月十六日，撰⟨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從遷校到發展⟩，綜述中大西遷經過及發展。


七月七日，先生主持中央大學遷渝的第四屆畢業典禮，指出這一屆學生，正是四年前南京大轟炸中所榜示錄取者，如今已在抗戰聲中安然畢業。又航空工程系、水利工程系及醫學院都是第一屆畢業，尤具特別意義。

七月十五日，行政院第五二三次院會、通過先生請辭中央大學案，並決議任命顧孟餘繼任，二十一日明令公布。先生接長中大十年，至今始得卸仔肩。

民國三十一年 (1942) 四十六歲:

一月一日，《新人生觀》一書付梓，三月出版。

八月，受聘為四川省政府，國立中央大學合辦成都公立醫院董事會董事。

[補充] 先生任清華校長，不到兩年，任中央大學校長，則長達九年。他在清華，六辭校長之職，在中央則也多次辭職，但原因不同。

先生於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五日，先生正式就任中央大學校長職。到第二年八月初，呈教育部，請辭中央大學校長職，因其就任時，曾申請以一年為期，屆時當毅然去職，經行政院慰留。又過約一年，即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再度請辭，中樞方面以中大方告安定，漸臻進步，不主張有所變更，乃請先生專任中大校長，並准辭中央政治學校教務主任職。

最後一次，則是於民國三十年年一月十日，堅辭國立中央大學校長，行政院於 七月十五日院會中、方通過先生請辭中央大學案。先生接長中大十年，至今始得卸仔肩。

此次辭職原因相當複雜，既有政治壓力，也有教育理念與人格氣節的因素；首先是先生自民國二十一年出任中央大學校長後，大力整頓校務，推動學術改革與校園紀律，使中央大學逐漸成為當時中國最具規模與影響力的大學之一。然而，他個性強勢、作風嚴厲，也因此與校內外多方勢力產生摩擦。

抗戰期間，中央大學西遷重慶，辦學環境艱困，各方政治勢力滲入校園。先生一方面強調學術自主與紀律，一方面反對政黨與派系操控校園，因此與部分國民黨地方勢力、教育部官員以及校內派系漸生齟齬。

尤其在戰時，學生運動、思想控制、經費分配等問題日益敏感，中央政府希望加強政治掌控，但先生仍堅持大學應保有相當自主空間，這使他逐漸陷入政治孤立。

當時教育部對中央大學的人事、經費與政策干預日增，而羅家倫素來具有強烈的校長權威意識，不願接受過度干涉。1941年前後，教育部對中央大學的人事安排與行政運作多所介入，羅家倫認為已傷害大學尊嚴與校長職權。他曾表示，大學校長若不能真正負責，就不應虛居其位。

此外，抗戰期間財政困難，中央大學經費嚴重不足，教師待遇惡化，校務推展艱難。他既要維持學術品質，又要面對政治壓力與行政掣肘，身心俱疲。

羅氏早年深受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影響，具有強烈的知識分子使命感。他認為大學不只是培養專才的場所，更是民族精神與文化人格的堡壘。然而抗戰後期，中國政治環境惡化，官僚主義與黨派傾軋日盛，他逐漸感到理想與現實落差巨大。對於校園政治化、學術風氣受損，以及部分學生運動激進化，他深感失望。他後來曾感慨，大學若失去自由精神與人格教育，即使規模再大，也難稱真正的大學。

他的辭職，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知識分子的「人格抗議」。他並非單純因行政困難而離職，而是認為在無法依其理念辦學、又不願向政治力量全面妥協的情況下，辭職是維護人格與大學尊嚴的最後方式。因此，他堅辭中央大學校長後，結束近十年的治校生涯。這段期間雖充滿爭議，但一般仍認為是中央大學發展的重要黃金時代之一。

從歷史角度看，羅氏既有強人校長的威權色彩，也有堅持大學尊嚴與學術理想的一面。他的離職，不只是個人去留，更象徵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理想主義在戰時政治現實下的重大挫折。

從年譜看羅家倫先生與台灣聯大的淵源 (二): 國立清華大學

 從年譜看羅家倫先生與台灣聯大的淵源 (二): 國立清華大學

二、國立清華大學

民國十七年 (1928) 三十二歲:

八月二十一日，國民政府任命先生為國立清華大學校長。

九月二十八日，就清華大學校長職，發表演講，主張學術獨立，開創新清華。

九月，呈大學院、外交部整理清華大學方針。

十月十二日，在清華大學開學典禮上講 ⟨改革清華之計畫⟩。

十一月二日，在清華大學講 ⟨軍事訓練的意義與使命⟩。

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南京出席清華大學董事會第一次會議。

本年，兼任清華大學史學系主任，以待蔣廷黻南開大學所餘一年聘約之期。

民國十八年 (1929) 三十三歲:

四月一日，在南京出席清華大學董事會第二次會議。

四月十一日，為辦學政策不能實行，呈國民政府請辭國立清華大學校長職務，未准。

四月十一日，在上海接受記者訪問，申述辭職的理由。

四月十九日，上國民政府再辭清華大學校長職，並請改清華大學組織條例。

五月，第三次請辭國立清華大學校長，仍未准。

六月十日，教育部令准照先生所擬⟨國立清華大學校務進行計畫大綱⟩，切實執行。

民國十九年 (1930) 三十四歲:

五月二十三日，上教育部，為學風凌替、請辭清華大學校長職，並於六月七日離平南下。

十月三日，再呈教育部，堅辭清華大學校長職。

十二月二十七日，上蔣主席書，擬具整頓清華大學辦法三條。

民國二十年 (1931) 三十五歲:

一月二十三日，呈教育部，重行懇辭清華大學校長職，三月十七日，行政院議決准辭。

民國五十五年 (1966) 七十歲:

十二月十九日，先生七十壽誕前，中央政治學校、清華大學、中央大學等校校友為先生舉行暖壽茶會，總統特頒「壽」字立軸，親友往賀者極多。

[補充]

先生辭校長職，第一次是在民國十八年四月十一日，也就是在南京出席清華大學董事會第二次會議後十日。主要是對董事會決議，深感失望，覺得當初係報建設清華為完善學府之政策而來，政策既受阻撓，決定向國民政府辭職。旋獲教育部訓令決議慰留。

第二次辭職是民國十八年四月十九日，因清華大學當時是由教育部與外交部共同管轄加上董事會為最高權力機構形成了「三重管理制度」。先生以為在此情形下清華絕少發展希望。現狀亦難維持，於本日再提辭呈，並請修改清華組織條例，由教育部專轄以維持國家教育系統。

先生建議獲得正面回應，清華大學改由教育部專轄，取消清華董事會，並決定將清華基金全部移交給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管理。

第三次請辭則於五月，理由是由於改制及清查基金之主張，獲得支持，為避蒙固位自便之嫌，未獲准。六月十日，教育部令准照先生所擬 ⟨國立清華大學校務進行計畫大綱⟩，切實執行。

第四次請辭則於民國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由於五月初北方政局發生變化，閻錫山的勢力控制了北平，部分清華學生因不滿先生自主持清華後，對學生有諸多改革措施如紀律化、軍事管理化、強制學生期末考與繳學費等，遂趁此時機於五月二十日的學生代表大會上，提出了請先生自動辭職的提案，此一提案雖在翌日的全體大會上被否決，但先生根本否認學生有與聞校長進退之權，乃於二十三日向教育部提出辭呈。二十六日，教育部批示慰留，但先生認為整頓學風為環境所不許，不能整頓，則不願敷衍從事，乃於六月七日離平。

民國十九年十月三日，先生第五次請辭，仍未准。八日，先生以此次學生要求校長辭職一事，幕後有部分教職員策動，以為為維護中央威信，為保持一國立學術機關計，似當請中央派員查辦鼓動此次風潮之學生與教職員。事實上，不滿教育部處理清華事件息事寧人的態度，實為此一階段先生不願重返清華之主因。

民國二十年一月二十三日，先生最後一次請辭，呈教育部，重行懇辭，三月十七日，行政院議決准辭。

這次請辭是在約一個月前，即民國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蔣中正主席書，擬具整頓清華大學辦法三條後發生。乃因蔣兼任教育部長，因此對先生重返清華一事，多所詢問，「促之至再」，先生雖陳明不願回任之意，不過同時表示如能為中央樹整頓學風之威信，而立教育界之正氣，雖焦頭爛額亦不敢辭。但蔣以中央政治學校校長身份，提請中央任命先生為教務處主任，並暫兼代教育長，先生辭職不獲，於二十年一月底南京就任新職，另於三月十七日，由行政院議決准辭清華大學校長。

羅家倫於民國二十九年辭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職務，其原因主要在於「政治介入校務」、「黨化教育壓力」以及他個人強烈的教育理想與人格衝突。

先生任清華校長時年僅三十二歲，是五四運動的重要人物之一，具有高度聲望。他曾留學普林斯頓、哥倫比亞與柏林大學，深受西方現代大學制度影響，希望將清華建設成具有國際水準的研究型大學。

他上任後積極改革， 延攬名師 、強化研究 、提高學術標準、 建立現代大學制度以及強調人格教育與自由精神 ，短時間內即顯著提升清華聲望。他治校風格強勢，雖有理想，但行政手段較剛硬，也引發部分教師與學生不滿，批評他過度集權 、作風威權 以及不易妥協； 他逐漸感到若不能依理念辦學，則不如離開。

先生人格中有強烈的理想主義 、菁英意識 與士大夫氣節 ，他相信校長不是官，而是文化使命的承擔者。因此當他認為大學自主受損 以及學術尊嚴被壓迫 而導致校長無法真正主導校務 ，便選擇辭職。民國二十九年，他堅辭清華校長職務，任期不到兩年。

雖然先生在清華任期短暫，但影響深遠。他奠定了研究型大學方向 、國際化學術標準 、重視通識與人格教育 以及清華自由學風的早期基礎 ，後來梅貽琦校長接任後，延續並發揚這條路線，使清華逐漸成為中國近代最重要的大學之一。

先生多次辭職，通常被視為「知識分子捍衛大學自主」的重要象徵。從某種角度說，他離開清華，不只是一次人事變動，而是五四知識分子理想與國民政府政治現實一次重大碰撞。

從年譜看羅家倫先生與台灣聯大的淵源 (一): 國立政治大學

 從年譜看羅家倫先生與台灣聯大的淵源 (一): 國立政治大學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由中央大學、政治大學、清華大學與陽明交通大學組成，羅家倫先生曾分別主持政治大學、中央大學與清華大學校務，並與交通大學在台復校的重要推手凌鴻勳校長為至交好友，堪稱奇緣。

在歷史學家劉維開所編著的《羅家倫先生年譜》中，有多處記載羅氏與台灣聯大各校相關事蹟，因《羅家倫先生年譜》出版於三十年前，現已絕版，頗值節錄，並略加補充，以為台灣聯大留一便利查閱之記錄。茲依羅氏就任年序與校別，分錄如下:

一、國立政治大學

民國十六年 (1927) 三十一歲:

五月二十四日，受任中央黨務學校教務副主任。

八月十二日，奉蔣校長手諭代理中央黨務學校校務會議主席，主持一切。

八月二十六日，在中央黨務學校講⟨世界沒有嚇得走的革命黨人⟩，鼓勵世界上只有殺得死的革命黨人，絕沒有嚇得走的革命黨人!

民國十七年 (1928) 三十二歲:

六月十九日，受命為中央黨務學校第二期招生北京招考主任。

民國十八年 (1929) 三十三歲:

七月二十四日，受任中央政治學校校務委員。

民國二十年 (1931) 三十五歲:

一月，任中央政治學校教務主任，並兼代教育長。

民國二十三年 (1934) 三十八歲:

九月，辭中央政治學校教務主任職，獲准，由程天放繼任。先生仍以校務委員名義指導校務。

民國二十四年 (1935) 三十九歲:

十二月，受聘任中央政治學校邊疆教育研究委員會委員，負責計劃指導邊疆教育設施。

民國二十九年 (1940) 四十四歲:

二月，中央政治學校校務委員會改組，先生仍膺任為校務委員。

民國四十三年 (1954) 五十八歲:

本月，應聘為國立政治大學研究部兼任教授，講述民族主義研究課程，任教至四十七年二月。

十二月十九日，先生七十壽誕前，中央政治學校、清華大學、中央大學等校校友為先生舉行暖壽茶會，總統特頒「壽」字立軸，親友往賀者極多。


[補充] 羅家倫與國立政治大學的淵源極深，可說是政大前身「中央政治學校」制度化、大學化的重要奠基者。

羅家倫早在1927年中央黨校創建時，即任教務副主任、校務委員；1931年至1934年間，曾任中央政治學校教務主任兼代教育長，實際主持教務，並講授「中國近代史」。政大校史資料明確指出，他推動黨校改制為政校，並奠定校務與學術發展基礎。

其最大貢獻，是主張政治人才培育不能停留於短期訓練，而應建立完整高等教育制度。他希望中央政治學校仿效英國倫敦政經學院與法國巴黎政治學校，改制為四年制大學，以培養現代國家治理人才。雖未能立即全面改制，但終促成大學部設立，使政校逐漸具備近代大學規模。

今日政大設有「志希樓」，即以羅家倫字「志希」命名；政大圖書館亦典藏「羅家倫文庫」，2019年並設立「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顯示政大對其創校與學術貢獻的持續紀念。

簡言之，羅家倫之於政大，不只是早期行政主持者，更是將政大前身由黨政訓練機構推向現代大學與公共治理人才搖籃的關鍵人物。

中央政治學校校務委員會是國民黨於民國十六年（1927年）創立「中央黨務學校」、後改組為「中央政治學校」時所設立的決策機關。其任務為決定學校的教育方針及其他重要校務事項，由黨政高層組成，為依循「以黨治校」方針下的核心機構。在行政管理體制上具有強烈的黨國色彩，由國民黨中央核心官員擔任校務委員。委員會組成校務委員會約由29至31名委員組成。值得注意的是羅氏至少到民國二十九年仍膺任為校務委員。

先生於民國四十三年，即國立政治大學在台建校之年，應聘為研究部兼任教授，講述民族主義研究課程，任教至四十七年二月。

在年譜中，可見於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先生七十壽誕前，中央政治學校等校校友為先生舉行暖壽茶會，是記載中最後與政治大學的互動。。

泰國清邁五日遊 (五): 補遺

 泰國清邁五日遊 (五): 補遺

泰北三日半遊  (取自Google Map) 

黃金雨樹

泰國國花

鳳凰木

一片火紅

白色雞蛋花

寮國國花又名緬梔

蓮花為素可泰府花

多花指甲蘭

佛龕處處

蘭納式佛龕

兩款象頭神神像

庭園式餐廳

王牌領隊

孤軍後代

臨別留念

隨團攝影師

撞臉泰國網紅

盡興而歸

一、泰北三日半遊

此次行程名為「清邁五日遊」，實際上第一天中午才抵達清邁，第五天清晨便由飯店直接前往機場返台，因此真正可供旅遊的時間僅約三天半。

此外，行程涵蓋的南邦府與素可泰府均非屬清邁府轄區，而是泰北地區各具特色的重要城市。若扣除往返交通與跨區移動時間，真正停留於清邁市區的時間約僅一天半左右。因此，若稱之為「泰北三日半遊」，或許更貼近實際情況，也更具寫實感。

二、泰國概況

泰國舊稱「暹羅」（Siam），於 1949年 5月 11日正式更名為「泰王國」（Kingdom of Thailand）。「泰」原為泰族族名，全國共有二十多個民族，人口約七千一百萬，國土面積約五十一萬三千平方公里。

自 1932年政變後，泰國開始實施君主立憲制度。依現行憲法規定，國王為泰國皇家軍隊統帥。然而，軍方長期在政治上具有重要影響力，自君主立憲制實施以來，泰國歷史上多數時期皆由軍人主導政權，而非文人政府執政。

泰國社會對王室極為尊崇。依據《泰國刑法》第 112條，任何被認定冒犯國王、王后、王儲或攝政王的言論與行為，均可能觸犯俗稱的「冒犯君主罪」，最高可處十五年徒刑。此項法律在泰國社會具有高度敏感性，也經常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人權議題之一。

經濟方面，泰國被普遍視為新興工業化國家與新興市場經濟體。依購買力平價（PPP）計算，其經濟規模長期位居東南亞前列；若以人均 GDP衡量，則僅次於新加坡、汶萊與馬來西亞，在東南亞國家中名列前茅。

行政區劃方面，泰國全國共設有七十七個一級行政區，包括七十六個府以及首都曼谷直轄市，通常劃分為北部、東北部、東部、中部與南部五大區域。此次旅遊所到訪的清邁府、南邦府與素可泰府，面積分別約為  22,135、12,488 與 6,671平方公里。

宗教方面，泰國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國家之一，超過九成以上人口信奉佛教。雖然憲法未明定國教，並保障宗教自由，但規定國王必須為佛教徒。佛教深深融入泰國人的日常生活，無論城市或鄉村，寺廟（Wat）不僅是宗教場所，也是社區活動與文化生活的中心。禪修文化尤為盛行，許多泰國人定期參與靜坐修行，以培養內心的平靜與喜悅。[1]

三、清邁

清邁是泰國北部最大的歷史文化名城，也是泰北地區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為清邁府首府，人口約一百二十萬。其名稱在泰語中意為「新城」，是泰國第二大城市。

清邁距離曼谷約七百公里，位於海拔約三百一十公尺的盆地之中，依傍泰國最高峰茵他儂山（Doi Inthanon），並坐落於平河流域，自然環境優美。

由於地勢較高，氣候相對涼爽宜人，素有「北方玫瑰」之稱，也是泰國著名的避暑勝地。曾獲旅遊網站 TripAdvisor 評選為「全球二十五大最佳旅遊城市」之一。

建於 1296年的清邁古城呈方形格局，每邊長約一點五公里，四周環繞城牆與護城河。歷經數百年歲月，古城風貌仍保存相當完整。為維護歷史景觀，清邁市政府自 1990年代起限制市區高樓建築，並持續改善護城河水質，使這座古城得以兼顧觀光發展與文化保存。[2]

四、南邦

南邦是泰國北部第三大城市，也是重要的交通與商業中心，位於曼谷以北約六百公里、清邁東南約一百公里處。

南邦屬熱帶季風氣候，全年氣溫偏高，主要分為旱季與雨季。夏季約自三月至六月，雨季則從六月延續至十一月。

南邦最著名的是陶瓷產業，尤其以傳統「雞公碗」聞名全國，被譽為公雞碗的故鄉。此外，南邦也是泰國少數仍保留馬車作為觀光交通工具的城市，因此享有「馬車之城」的美譽。遊客搭乘馬車穿梭古城街道，彷彿回到百年前的時光，別具風情。[3]

五、素可泰府

素可泰府位於泰國北部，介於南邦與彭世洛之間。「素可泰」（Sukhothai）意為「幸福的曙光」，寓意吉祥而美好。

素可泰最著名的便是素可泰歷史公園。十三世紀建立的素可泰王朝，被普遍視為泰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泰族王國，因此素可泰也被尊為「泰國文明的搖籃」。

古城遺址距離現代新城約十二公里，附近的西撒查納萊歷史公園亦保存大量珍貴古蹟。雖然當時東南亞地區尚有多個王國並存，但素可泰王朝在文字、宗教、藝術與政治制度方面均對後世泰國產生深遠影響。

素可泰府以緬茄樹為府樹，以蓮花為府花，象徵純淨與祥和。[4]

六、花木之美

泰北地區氣候溫暖濕潤、陽光充足，植被繁盛。此次造訪的清邁、南邦與素可泰，緯度約介於北緯十七至十八度之間，終年綠意盎然。

沿途最引人注目的，是成排盛開的阿勃勒樹（Golden Shower Tree）。金黃色花串隨風垂掛，燦爛奪目，因此被選為泰國國花，其金黃色也象徵皇室的尊貴與榮耀。

此外，鳳凰木、雞蛋花、紫薇、黃鈴木與黃花風鈴木等花木亦隨處可見。花團錦簇，色彩繽紛，為泰北大地增添無限生機，也成為旅途中最賞心悅目的風景之一。

七、佛教與佛寺

泰國約有九成五人口信奉上座部佛教（南傳佛教），佛教不僅是宗教信仰，更深刻塑造了泰國人的人生觀、價值觀與社會文化。

全國寺廟超過四萬座，既是信仰中心，也是社區集會、教育推廣與公益服務的重要場所。寺院與民眾生活密不可分，無論城市或鄉村，都可見金碧輝煌的佛寺與高聳佛塔。

除了佛寺之外，泰國各地還普遍設有小型神龕。從住宅、商店到政府機關、醫院、銀行、機場與加油站，都能看見精緻華麗的神壇。這些神龕多供奉源自印度教的神祇，如四面佛、因陀羅神及象頭神等，主要祈求平安、財富與好運。

佛教與印度教文化長期交融，形成泰國獨特而多元的宗教景觀，也讓旅人在欣賞寺廟建築之餘，更能體會泰國社會深厚的精神文化底蘊。

八、庭園式餐廳

泰北地廣人稀，少了都市的擁擠與喧囂，沿途常可見佔地寬廣的庭園式餐廳。此次行程中，也多次安排在這類餐廳用餐。古樸的木造建築掩映於綠樹花叢之間，池塘、小橋、草坪與熱帶植栽相互輝映，宛如一座座小型花園。

多數餐廳採開放式設計，微風徐來，空氣流通，讓人在品嚐泰北佳餚之餘，也能欣賞周遭景致。只是接近正午時分，烈日高照，若無空調設備，仍難免感到幾分暑熱。然而望著滿園綠意，聽著鳥鳴蟲唱，那份悠閒自在，卻是冷氣房裡難以體會的。

九、商場與購物

旅途中偶爾走入當地商場，也是一種認識異國生活的方式。泰國的大型賣場與台灣相仿，商品琳瑯滿目，價格略為親民；而傳統市場則更具地方特色，攤販林立，人聲鼎沸，充滿濃厚的生活氣息。

最令人難忘的還是種類繁多的熱帶水果。無論是芒果、山竹、紅毛丹，或其他叫不出名字的果實，都鮮甜多汁、價格實惠。看著攤位上一籃籃色彩鮮豔的水果，不僅滿足味蕾，也讓人感受到這片土地豐饒的生命力。

十、最佳拍檔: 領隊與導遊

一趟愉快的旅行，除了美景與美食，更離不開優秀的領隊與導遊。此次由長汎旅行社承辦，安排王牌領隊小王哥隨團服務，行程掌握得宜，照顧無微不至，展現豐富的帶團經驗。

而當地導遊小馬身為泰北孤軍後代，更為旅程增添一層特殊的人文底蘊。沿途他娓娓道來先民流離播遷的歷史，以及孤軍在異鄉落地生根的故事，讓我們不只是看風景，更能理解這片土地背後的人與事。小王哥與小馬一內一外、相得益彰，默契十足，堪稱此次泰北之旅的最佳拍檔。

十一、感謝義工同仁

旅程的圓滿，往往來自許多人在幕後默默付出的心力。退聯會多年來能持續舉辦各項活動，正是因為一群熱心義工無私奉獻的結果。

此次旅遊雖然活動組胡益芬組長未能親自同行，但她與葉銘泉會長、林宜敏副會長、張淑嫺總幹事及孫海珍組長等事前縝密規劃、分工合作，從行程安排到各項細節都費盡心思，才讓大家得以安心出遊、盡興而歸。

此外，關懷組孫海珍組長與團友唐麗雲一路擔任隨團攝影師，不辭辛勞地以鏡頭記錄旅途中的歡笑與感動。當旅程結束，風景或許會隨時間漸漸模糊，但照片所留存的身影與情誼，將成為長久珍藏的記憶。

回顧這趟泰北三日半之旅，所見的是古城寺廟、山川田野與異國風情；所感受到的，則是團友間的互相關懷、工作人員的用心安排，以及旅途中處處可見的人情溫暖。風景終有看盡的一天，但同行的情誼卻能長留心間。當飛機再度降落台灣，這段旅程雖已畫下句點，然而那些美好的景物與笑聲，仍將在記憶深處久久迴盪。

[1] https://zh.wikipedia.org/zh-tw/泰國
[2] https://zh.wikipedia.org/zh-tw/清邁
[3] https://zh.wikipedia.org/zh-tw/南邦
[4] https://zh.wikipedia.org/zh-tw/素可泰府

名人堂／川普對台海發言捲起千堆雪

名人堂／川普對台海發言捲起千堆雪

ChatGPT 製作

2026-05-17 聯合報／ 陳力俊（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

美國總統川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五月十四日在北京會談。由於這是美國總統相隔九年首次訪華，兩國分別為世界第一與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已是世界第一製造大國；且在川普去年對全球發動的貿易戰中，是唯一能與美國抗衡的國家，在經濟、軍事與高科技各方面，已非九年前吳下阿蒙。外界普遍認為峰會將是二○二六年全球最重要的地緣政治事件之一。

從各方訊息研判，會談可能聚焦的議題，包括關稅與貿易戰、稀土與供應鏈、晶片禁令、ＡＩ與高科技、台灣問題、中東與伊朗等，此次會談的核心目標，不是徹底解決美中矛盾，而是「避免失控、建立暫時穩定框架」。

會前各方推論，在敏感台灣議題上，北京可能要求美國降低對台軍售、限制官方接觸、調整對台表述以及反對台獨更明確化。川普政府則可能維持戰略模糊、不承諾停止軍售、避免公開刺激北京以及強調「維持現狀」。

由於川普經常出爾反爾，即使說出「反對台獨」也未必能當真，但有重挫島內台獨勢力士氣的效果。在中方官媒發布會談摘要中，習近平警告「美方務必慎之又慎處理台灣問題」；美方在會後的新聞稿中未提台灣，但川普在回程中表示，他「不想看到有人走向獨立」，也不想看到有人說要台獨「是因為有美國支持」，捲起千堆雪。

美方對台海問題長期存在一種「戰略模糊中的穩定框架」，既反對中國以武力改變現狀，也不支持台灣片面宣布法理獨立，這是一種雙向約束，其核心目標是「維持現狀」。川普說「不想看到有人走向獨立」，與傳統美方表述相比，有值得注意的差異。

川普式語言的特點，在於他往往不使用外交系統長期累積的精細措辭，而採取更直白、交易式、個人化的表達。因此，發言聽起來與傳統立場相似，但語感與政治訊號並不完全相同。

首先在於「主詞與責任歸屬」的改變。川普的語句焦點更集中於「不要有人推動獨立」，加上日前說出：「台灣有適當的領導人，就不會發生戰爭。」容易被解讀為主要是在對台灣發出警告，而非平衡約束兩岸。這種不對稱會讓北京感到相對安心，也可能讓台北擔憂美方重心偏移。

其次，是「穩定優先」凌駕「價值論述」。川普的國際政治觀更偏向現實主義與交易邏輯。他關心的優先順序通常是：美國不要被拖入戰爭、美國是否付出過多成本，以及盟友是否「搭便車」。發言背後，可能更多反映的是：「不要因台海問題把美國捲入與中國的大戰。」

再者，在於「戰略模糊」可能轉向「成本模糊」。川普強調台灣海峽只有六十七英里寬，美國則遠在九千五百英里之外，讓人擔心如果台海危機升高，美國是否可能優先選擇「避免捲入」？

另一方面，也不能過度解讀。因為從制度面來看，美國對台政策並非完全由總統一句話決定，而是受到《台灣關係法》、國會跨黨派支持、美國印太戰略以及美國對中國長期競爭結構等多重因素制衡。換言之，即使川普個人語言風格較強烈，美國整體對台政策仍具有相當延續性。

對台灣而言，美中若形成某種「危機管理默契」，台灣戰略空間可能被壓縮。重要的是要體認過去台灣最大的安全依靠，是美國的戰略承諾；未來台灣真正的安全，可能更取決於自身降低風險、維持穩定與避免成為大國攤牌引信的能力。（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