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的11個框架: 《框架效應》筆記

智者的11個框架: 《框架效應》筆記

 

看事情的角度或框框、濾片

[前言] 一個人每天要做許多決定，有研究報告顯示，成年人一天要做大約35,000個大大小小的決定。想想你在走廊走路的時候，每一時刻要決定走哪邊、直行或斜行、步伐大小、速度等，會領悟這數字不會太離譜。

這些決定，幾乎靠習慣與直覺就可處理，絕大多數無關緊要﹔但有時候，面對邏輯上相同的兩組問題，我們會因表達方式，或看事情的角度，不同，而有不同的選擇，這種看事情的角度或框框、濾片，心理學家康納曼 (Daniel Kahneman) 稱之為「框架」，並發現人們的消費選擇隨框架會完全改變，因而得到2002年諾貝爾經濟獎。而2017年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塞勒 (Richard Thaler) 教授的「擁有框架」理論，更進一步點出了人類做決定時的盲點，成為我們做出「不理性」決定的原因。

韓國知名心理學家崔仁哲，在所著《框架效應》[1] 一書中，從自身紮實的學術研究經歷，旁徵博引，引述許多有趣的研究案例，告訴我們：框架能夠決定每個人的人生走向。各式各樣的框架誘導了我們的每一項決定、每一個行動，最終促成特定的結果。我們總以為自己非常客觀，殊不知，框架打從一開始就排除了特定的細節或選項，扭曲了我們眼中的世界。因此，我們必須了解框架，才能超越無形的思維限制，減少被媒體與商人操弄的可能性，做出更正確的決策與判斷。

崔仁哲在最後一章 (第十章) 中，將他想傳遞的訊息，濃縮成「智者的11個框架」，很值得參考: 

生活中狀況單方賦予，然而面對狀況的思考邏輯必須由自己選擇。選擇最好的處理態度，就是我們人性的最後堡壘與道德義務。
牧師與神學家 Charles Swindoll 主張，生活中所遇到的客觀事實，約只占10%， 反應則占90%。
Viktor Frankl: 「你能奪走一個人的所有一切，唯有一種自由無法奪去，那就是，無論身處甚麼樣的情況下，該抱持的態度，以及做出選擇的自由」。

1. 建立一個「意義框架」
以一個「這件事極具意義」還是「這件事要經繁瑣程序」的角度思考。
深刻意義與現實程序拉鋸，如新婚、新年新目標，美好的事轉變成負面態度，是人類追求平均的特徵。
無論是未來還是現在，要以好的思考邏輯對待，養成習慣，以意義為中心看待明天。
問「明天想過甚麼生活」?而非「十年後想過甚麼生活」?

2. 堅持「接觸框架」
人回想太過久遠的事，大多會後悔當時未做的事。
從長遠來看，比起後悔已做的事，更會後悔當時未做的事。
幸福與成功，是具備「接觸框架」的人才能享有。
鄭周永將「試過了嗎?」當口頭禪，就展現「接觸框架」的精神。
如果有想做卻猶豫不決的是，現在就要勇敢實現。

3. 擁有「此刻當下」的框架
人有將當下定義為「準備期」的傾向。通往幸福的路，其實就始於充分享受、感激當下。
Savoring: 捕捉現在瞬間，盡情享受當下的行為。
重要飯局，品味食材﹔盡情恭喜與接受恭喜。

4. 拋開「比較框架」
真正內心的自由，是不拿自己與他人比較。
人生產生滿足感的最佳狀態，就是不比較的時候。
與他人比較，把自己的生活變成「疲憊地展示人生」。
更具建設性、智慧的比較: 縱向與自己比較，追求「最好的自己」。

5. 使用樂觀的語言
一個人使用的語言，決定一個人的思考邏輯。為了改變思考邏輯，首先要改變語言的使用。
1932年，180位修女所寫介紹個人生平的見證文，七十多年後學者研究，發現用詞正向樂觀的較長壽。
常講消極的話，會讓我們決心從從「最好」變成「夠好了」，傳染性可怕。
必須習慣使用積極樂觀的語言，創造積極樂觀的思考邏輯。

6. 找出你想模仿的人
英雄的故事是為創造未來的英雄而存在的。
讓自己聽一些特定的故事，感到慷慨激昂，熱情如火，銘記在心。
Marcis Muller「作家對寫作的建議」，講述自己如何與小說中的依自己夢想中的面貌，來刻畫的主角越來越像。Muller努力變得像自己創造出來的小說人物一樣，最後真的讓自己變得更像那個人物。
對於你想模仿的人，需要閱讀傳記、自傳，刻意努力模仿、實踐他的行為。 須知如唐太宗《帝範》卷四所說: 「取法乎上，僅得乎中。」
像Muller一樣創造理想中的自己，努力將想像中的故事變成現實。

7. 更換身邊的物品
放在身邊的物品，會影響看到的人心態。要有競爭心理，就放許多能誘發競爭意識的物品。
如果要誘發他人有良心的行為，在家中放置鏡子是最好的。伊利諾大學研究，在故事面前，學生考試較誠實。鏡子會引發良知與道德的象徵性角色。
把自己視為典範的人照片掛起來，帶在身上，會促使我們像那個人一樣思考。
超越單純的居家設計，是一種更具智慧的心理設計。

8. 比起「擁有框架」，更該具備「經驗框架」
所有消費，都混雜了擁有與經驗元素。可以刻意將消費的思考邏輯，引導成「為了經驗」而消費。
比起為了「擁有」消費，為了「經驗」消費，感受到幸福感會較大，如美食的經驗、欣賞一部人類想像力創造出來的作品。
研究發現，相較於為自己消費，為他人消費會更讓人感到幸福。
為他人付錢，是讓自己更況樂的幸福維他命。

9. 具備「跟某人一起」的框架
《非常幸福的人》與其他人最大的差異在「關係」，是人際關係好的人，強調「和誰一起」的人。
康納曼與阿摩司·特沃斯基 (Amos Tversky) 的合作，是「改變人生的相遇」威力的範例。
人生身邊至少要有一位知己。
從研究配偶死亡、骨髓移植、心臟麻痺等，都能看出「關係」對生活的重大影響。
和「為我帶來安慰與勇氣」，「我可以完全信賴、依靠的人」，建立良好的關係，就是人生幸福的指標，同時也是目的。

10. 鍛鍊偉大的「重複框架」
Fyodor Dostoevsky: 「習慣能讓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Malcom Gladwell: 無論哪個領域，成人之後的成就，都是基於「沒有中斷的努力」。
認知心理學「十年法則」，靠超乎我們想像的專注與重複，不斷累積，造就天才。
「十年努力計畫式訓練」，精密設計，搭配導師，即時回應執行成果。
堅持「心誠求之，雖不中亦不遠」的心態。
重塑框架，在原有思維成為習慣之前，不斷重新定義，透過規律且重複練習， 學習新的框架。

11. 減少人生的副詞
作家一致認為，文章濫用副詞是由於自信不足。
想活出充滿生命力的人生，必須減少人生的副詞。
減少生命中累贅的裝飾品，以灌注生命力，恢復自信。
有關幸福研究發現，最具代表性的人生副詞是「所有物」、「他人的視線」，一旦超過一定限度，良藥也會變成毒藥。
賈伯斯每天早上面對鏡子發問﹕「今天要做的事，真的是我最想做的事嗎」?
Robert Stevenson: 「了解自己真正想要的事物」，也就是減少人生的副詞。
在人生與文字中，重要的是主詞，而不是副詞。

[1] 崔仁哲，《框架效應》，陳品芳譯，遠流出版社， 台北 (2019)。

防疫期間為何應自主隔離仍有人「趴趴走」?

防疫期間為何應自主隔離仍有人「趴趴走」?

實驗室裡一位從澳門來的同學，2月初度年假歸來入境，清華學務處衛保組建議他在居處「自主健康管理」14天，避免到校上班上課﹔另一位同學，月中自新加坡參加活動回來，也應同學要求在家「自主管理」14天，一時新冠病毒對實驗室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在新冠病毒疫情日趨嚴峻的今日 (2月24日)，常有報導應自主隔離的人到處「趴趴走」，最簡單的說法是這些人極度自私，不守法令，但也可能有較深層的心理因素。

韓國在2015年，約有五個月時間，整個社會都為 「中東呼吸症候疫病」(Middle-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 恐懼與不安所苦，並創下全球最高致死率﹔期間有許多「自私」事件不斷上演。需要被隔離的人，卻任意離開自己的居住地。

韓國著名心理學家崔仁哲認為﹕「或許是低估了自己，認為不會傳染給別人，才做出這樣的行為」。他們沒有症狀，自認有良好衛生習慣，身體健康，抱持樂觀態度而缺乏風險意識，低估可能將病傳染給別人的可能。崔仁哲研究團隊在MERS疫情結束之前作調查，問民眾為了預防MERS是否會戴口罩，如果戴，又是為了甚麼? 結果大家更在乎的是避免受到傳染，「保護自己」 高於 「保護他人」。人類低估自己影響力的心態，顯現在預防疾病感染方面。 [1]

崔教授另一項研究發現，我們會認為「他人對自己影響力」大於「自己對他人影響力」﹔研究團隊請受試者想一位好朋友，評價那位朋友對自己的影響，包括興趣、喜好、價值觀、人生觀﹔同時，也要評斷自己對那位朋友的影響。

結果是，針對眼睛顯而易見部分，如興趣、喜好，相互影響力差不多。在價值觀與人生觀方面則認為 「朋友起了顯著的影響」，自己對朋友的影響力沒有那麼大，顯示我們了解「他人對自己影響力」，忽略「自己對他人影響力」。這是因為對自己內在的變化，知道得一清二楚，但無法看到朋友內心，無法得知因我而起的改變。

世上有人說「聞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但沒有人說「君聞我言，應獲益匪淺」這樣的話，這不是因為我們謙虛，而是看不清自己的影響力。

在街上對乞丐施捨、在公共汽車上讓座給孕婦，都會讓識與不識的人看在眼裡，產生一定觀感，都有可能影響他的想法與作為，所謂「動見觀瞻」﹔因此我們需要改變心態，不要低估自己的影響力。

崔仁哲更進一步引用心理學「框架」理論來探討人性﹔認為要更了解人的行為，需要均衡的交互使用「人為框架」與「狀況框架」。如濫用「人為框架」，則認為「趴趴走」 的人本來就是那種不顧他人死活的人，過度批判彼此、追究個人責任。如誤用「狀況框架」就會將人視為被動的存在，認為問題的改善完全取決於個人以外的力量，個人可以不負責任。

人類對「人為框架」的依賴性遠高於「狀況框架」，具備使用「狀況框架」來看世界的習慣，敏感的察覺周遭狀況，尤其是他人力量，會變得比較寬容。要改善未來社會中類似當前「趴趴走」狀況，應當有適當的心理學教育，否則將難以阻止這種不幸的事件一再發生。

[1] 崔仁哲，《框架效應》，陳品芳譯，遠流出版社， 台北 (2019)。

「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一文在說甚麼?

「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一文在說甚麼?

「中國是亞洲真正的病夫」，副標題為「它的金融市場可能比野生動植物市場更加危險」 是美國保守派學者、專欄作家沃爾特·羅素·米德 (Walter Russell Mead)  [註一] 於2月3日在《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WSJ) )  [註二] 發表文章的標題。由於「東亞病夫」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力圖洗刷由西方殖民主義者加諸的惡名，在新冠病毒正在東亞肆虐，中國窮舉國之力抗疫的當頭提出，牽動極為敏感神經，自然掀起軒然大波。雖然其他媒體指出，美國主要報紙上出現的許多頭條新聞標題通常是編輯而不是作家選擇的，仍有超過十一萬人迅速在美國白宮的聯署網站《我們的人民》 (We the People)上聯署譴責「《華爾街日報》上的種族歧視文章標題」(Racially Discriminatory Article Title on Wall Street Journal) ﹔中國政府因不滿《華爾街日報》刊出標題為「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之評論，並拒絕道歉，19日宣布吊銷3名《華爾街日報》駐北京記者的記者證。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西方媒體對該文叫好與聲援。[註三]

Mead到底說了甚麼呢? [註四] 大體而言，並無新意。一方面抨擊中國政府系統化失靈，對新冠病毒爆發，處置不當，導致疫情迅速傳播到世界各地，譴責中國當局仍在努力掩蓋問題的真實規模。另一方面，重申「中國經濟即將崩潰」 論調。其中不少警語，雖然失之一廂情願，值得大家思索玩味美國一部分有相當影響力的人想法與看法:

l  新冠病毒爆發提醒，一個已經習慣於思考中國勢不可擋的崛起的世界人們，沒有任何強權，即使強如北京，也不能認為情況不會有變。

l  新冠病毒流行最重要的長期結果似乎是加強全球公司供應鏈 「去中國化」的趨勢。在新的貿易戰的威脅下以及持續的公共衛生憂慮，將使供應鏈的多元化開始顯得明智。

l  如果存在像伊波拉這樣致命的疾病和像新冠病毒一樣迅速傳播的疾病，美國應如何應對？需要建立什麼樣的國家和國際體系來最大程度地減少發生這種大規模災難的可能性？

l  從長遠來看，中國的金融市場可能比中國的野生動植物市場更加危險。中國面臨一個大規模的經濟調整時機已經成熟。即使是很小的初始衝擊，也可能導致燎原大火。

l  中國的實力雖然令人印象深刻，但仍然脆弱。致命病毒或金融市場傳染病隨時可能改變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前景。

l  現在許多人擔心新冠病毒將成為全球大流行病。中國經濟融解的後果將同樣的全面不可遏制。世界各地的大宗商品價格將暴跌，供應鏈將崩潰，世界各地幾乎沒有金融機構能夠逃脫這種重擊。中國和其他地區的復蘇可能會很緩慢，社會和政治影響可能會非常嚴重。

l  如果北京的地緣政治足跡因此而萎縮，全球後果可能也令人驚訝。如果美國唯一可能的大國競爭對手退出這場比賽，有人會期望單極化的回歸。然而，在美國政治世界中，孤立而不是交往可能會湧現。如果中國的挑戰消失，許多美國人可能會認為美國可以安全地減少其全球承諾。

l  到目前為止，二十一世紀一直是黑天鵝時代。從9/11到Trump總統當選及英國脫歐，低概率，高影響力的事件重塑了世界秩序。那個年代還沒有結束，在還沒有到來的黑天鵝中，新冠病毒的流行不太可能是在中國最後出現的黑天鵝。

[註一] Walter Russell Mead 現任美國Bard College 的外交與人文學教授，並為WSJ專欄作家與保守派智庫Hudson Institute學者。根據Mead給他以前在耶魯大學的一名學生的電子郵件，他沒有選擇標題，也沒有批准標題。Mead隨後將耶魯大學學生的電子郵件轉發給了《華爾街日報》。

[註二] 《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 是美國具有影響力的報刊，報導側重金融、商業領域報導的日報，是美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之一。

[註三] 例見布雷特·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北京的大躍退」(Great Leap Backward)，《紐約時報》 (2020年 2月20日)。

https://lihjchen1004.blogspot.com/2020/02/blog-post_22.html

[註四] 後附譯文與原文。

[譯文] 「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 「它的金融市場可能比野生動植物市場更加危險」

沃爾特·羅素·米德

《華爾街日報》，2月3日

本週很明顯是因為傳人的蝙蝠病毒，使得企圖在世界舞台大顯身手的中國氣焰大減。儘管中國當局奮力控制疫情並重新開始發展經濟，但它提醒，一個已經習慣於思考中國勢不可擋的崛起的世界人們，沒有任何強權，即使強如北京，也不能認為情況不會有變。

我們不知道新的冠狀病毒將有多危險。有跡象表明，中國當局仍在努力掩蓋問題的真實規模。但在此刻，該病毒似乎比Ebola或SARS等疾病的病原體更具傳染性，但致命性卻要低得多，儘管一些專家稱SARS和新冠病毒具有同樣的傳染性。

中國對危機的最初反應並不令人印象深刻。武漢市政府是為自保而掩蓋事實。國家主管部門雖做出了積極回應，但目前看來效果並不佳。中國的城市和工廠正成封閉狀態；該病毒繼續傳播。我們可以希望，當局能夠成功地遏制這種流行病並治療其病患，但是他們迄今為止的表現已經動搖了國內外對中國共產黨的信心。在北京，有關美國拒絕最近在中國待過一段時間的非公民入境的抗議。不能掩蓋使得該流行病迅速傳播各地都是在武漢和北京做出顢頇決定的事實。

專家們預計，新冠病毒流行的最可能的經濟後果將是第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長率出現短暫而急劇的下降，並隨著疾病的消退而恢復。最重要的長期結果似乎是加強全球公司供應鏈「去中國化」的趨勢。在新的貿易戰的威脅下以及持續的公共衛生憂慮，將使供應鏈的多元化開始顯得明智。

新冠病毒流行及其前身（例如SARS，伊波拉和MERS）等事件對我們的系統進行了測試，並迫使我們考慮以前無法想像的問題。如果存在像伊波拉這樣致命的疾病和像新冠病毒一樣迅速傳播的疾病，美國應如何應對？需要建立什麼樣的國家和國際體系來最大程度地減少發生這種大規模災難的可能性？

流行病也使我們思考地緣政治和經濟假說。我們已經看到，在期盼這將是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短暫衝擊情況下，金融市場動盪不安，大宗商品價格下跌，而如果（也許是為應對流行病，但更可能是在大規模金融崩潰之後）中國的經濟受損於長期更緩慢的成長，將會發生什麼？這種事態發展對中國的政治穩定，對世界其他國家的態度以及對全球力量平衡的影響如何？

從長遠來看，中國的金融市場可能比中國的野生動植物市場更加危險。鑑於數十年來由國家主導的貸款的累積成本，地方官員與當地銀行同謀的大規模的貪瀆，巨大的房地產泡沫以及廣大的工業產能過剩，中國面臨一個大規模的經濟調整時機已經成熟。即使是很小的初始衝擊，也可能導致燎原大火，因為所有虛假的價值，膨脹的期望和資產分配不當都將內爆。如果真是這樣，那麼，中國的監管機構和決策者是否具備技能或政治權威將損害減至最小是很令人懷疑的，尤其是因為這將給予政商一體，關係良好的人財富造成巨大損失。

我們不知道如此大規模的災難何時或甚至是否會發生，但是地緣政治和國際事務的學生（更不用說商業領袖和投資者）要記住，中國的實力雖然令人印象深刻，但仍然脆弱。致命病毒或金融市場傳染病隨時可能改變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前景。

現在許多人擔心新冠病毒將成為全球大流行病。中國經濟融解的後果將同樣的全面不可遏制。世界各地的大宗商品價格將暴跌，供應鏈將崩潰，世界各地幾乎沒有金融機構能夠逃脫這種重擊。中國和其他地區的復蘇可能會很緩慢，社會和政治影響可能會非常嚴重。

如果北京的地緣政治足跡因此而萎縮，全球後果可能也令人驚訝。如果美國唯一可能的大國競爭對手退出這場比賽，有人會期望單極化的回歸。然而，在美國政治世界中，孤立而不是交往可能會湧現。如果中國的挑戰消失，許多美國人可能會認為美國可以安全地減少其全球承諾。

到目前為止，二十一世紀一直是黑天鵝時代。從9/11到特朗普總統當選及英國脫歐，低概率，高影響力的事件重塑了世界秩序。那個年代還沒有結束，在還沒有到來的黑天鵝中，新冠病毒的流行不太可能是在中國最後出現的黑天鵝。

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Its financial markets may be even more dangerous than its wildlife markets.

By Walter Russell Mead

Feb. 3, 2020 6:47 pm ET

The mighty Chinese juggernaut has been humbled this week, apparently by a species-hopping bat virus. While Chinese authorities struggle to control the epidemic and restart their economy, a world that has grown accustomed to contemplating China’s inexorable rise was reminded that nothing, not even Beijing’s power, can be taken for granted.

We do not know how dangerous the new coronavirus will be. There are signs that Chinese authorities are still trying to conceal the true scale of the problem, but at this point the virus appears to be more contagious but considerably less deadly than the pathogens behind diseases such as Ebola or SARS—though some experts say SARS and coronavirus are about equally contagious.

China’s initial response to the crisis was less than impressive. The Wuhan government was secretive and self-serving; national authorities responded vigorously but, it currently appears, ineffectively. China’s cities and factories are shutting down; the virus continues to spread. We can hope that authorities succeed in containing the epidemic and treating its victims, but the performance to date has shaken confidence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t home and abroad. Complaints in Beijing about the U.S. refusing entry to noncitizens who recently spent time in China cannot hide the reality that the decisions that allowed the epidemic to spread as far and as fast as it did were all made in Wuhan and Beijing.

The likeliest economic consequence of the coronavirus epidemic, forecasters expect, will be a short and sharp fall in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rates during the first quarter, recovering as the disease fades. The most important longer-term outcome would appear to be a strengthening of a trend for global companies to “de-Sinicize” their supply chains. Add the continuing public health worries to the threat of new trade wars, and supply-chain diversification begins to look prudent.

Events like the coronavirus epidemic, and its predecessors—such as SARS, Ebola and MERS—test our systems and force us to think about the unthinkable. If there were a disease as deadly as Ebola and as fast-spreading as coronavirus, how should the U.S. respond? Wha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need to be in place to minimize the chance of catastrophe on this scale?

Epidemics also lead us to think about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hypotheticals. We have seen financial markets shudder and commodity prices fall in the face of what hopefully will be a short-lived disturbance i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What would happen if—perhaps in response to an epidemic, but more likely following a massive financial collapse—China’s economy were to suffer a long period of even slower growth? What would be the impact of such developments on China’s political stability, on its attitude toward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to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China’s financial markets are probably more dangerous in the long run than China’s wildlife markets. Given the accumulated costs of decades of state-driven lending, massive malfeasance by local officials in cahoots with local banks, a towering property bubble, and vast industrial overcapacity, China is as ripe as a country can be for a massive economic correction. Even a small initial shock could lead to a massiv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 as all the false values, inflated expectations and misallocated assets implode. If that comes, it is far from clear that China’s regulators and decision makers have the technical skills or the political authority to minimize the damage—especially since that would involve enormous losses to the wealth of the politically connected.

We cannot know when or even if a catastrophe of this scale will take place, but students of geo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not to mention business leaders and investors—need to bear in mind that China’s power, impressive as it is, remains brittle. A deadlier virus or a financial-market contagion could transform China’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outlook at any time.

Many now fear the coronavirus will become a global pandemic. The consequences of a Chinese economic meltdown would travel with the same sweeping inexorability. Commodity prices around the world would slump, supply chains would break down, and few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ywhere could escape the knock-on consequences. Recovery in China and elsewhere could be slow, and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effects could be dramatic.

If Beijing’s geopolitical footprint shrank as a result, the global consequences might also be surprising. Some would expect a return of unipolarity if the only possible great-power rival to the U.S. were to withdraw from the game. Yet in the world of American politics, isolation rather than engagement might surge to the fore. If the China challenge fades, many Americans are likely to assume that the U.S. can safely reduce its global commitments.

So far, the 21st century has been an age of black swans. From 9/11 to President Trump’s election and Brexit, low-probability, high-impact events have reshaped the world order. That age isn’t over, and of the black swans still to arrive, the coronavirus epidemic is unlikely to be the last to materialize in China.

北京的大躍退

[前言] Bret Stephens 是美國新聞記者，編輯和專欄作家。他於2017年4月下旬開始在《紐約時報》工作，並於2017年6月擔任NBC新聞的資深撰稿人。他曾在《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擔任外交事務專欄作家和副社論頁面編輯，並負責其歐洲和亞洲版的編輯頁面。

他以其新保守主義 (neo-con) 的外交政策見解而出名，是偏自由派《紐約時報》少數比較偏保守派專欄作家之一。此次撰文聲援他曾任職的《華爾街日報》。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主流媒體，不論自由派或保守派，與居美國主要政黨的民主黨與共和黨，對中國沒有好話的立場頗為一致。

[譯文]

北京的大躍退

驅逐《華爾街日報》的記者使中國回到了更黑暗的時代。

布雷特·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

《紐約時報》意見專欄作家

美國東部時間 2020年2月20日，下午3:44

幾年前，在北京一個過熱的房間裡，我被迫忍受一位中國外交部官員的嚴厲口頭訓斥。我的罪過是：作為負責《華爾街日報》的的海外輿論部分編輯，我顯然因同意發表「著名恐怖分子」熱比亞的文章侮辱了整個中國人民。

我不得不咬緊牙關，以壓制我可提出的反駁說：「中國最著名的暴君毛澤東的肖像，正俯瞰著被稱為天安門廣場的殺戮場」。

當週三聽到消息，中國政府決定驅逐駐華的三位《華爾街日報》記者-兩名美國人和一名澳大利亞人，以報復沃爾特·拉塞爾·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發表的觀點專欄的標題：「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我想到了前面所述的事件。中國外交部用一種使我想起自己經歷的方式發表聲明，聲稱：「中國人民不歡迎媒體發表種族主義言論，並向中國施以惡意攻擊。」，我想到了前面所述的事件。中國外交部用一種使我想起自己經歷的方式發表聲明，聲稱：「中國人民不歡迎媒體發表種族主義言論，並向中國施以惡意攻擊。」

任何對Mead的專欄，標題和文本都感興趣的讀者都將注意到，其中沒有種族主義的痕跡，儘管它對新冠病毒流行病暴露了中國系統更廣泛的脆弱性給出了破壞性極大的論據。那些熟悉《華爾街日報》的人會知道，與《紐約時報》一樣，該報在新聞和意見欄目之間進行了嚴格的分隔，這意味著面臨被驅逐的記者Mead專欄的撰寫和出版完全沒有關係。

但是，事實的準確性與找政治上的替罪羔羊毫無關係，這就是打擊《華爾街日報》的全部目的。這更多地坐實了Mead關於中國固有弱點的更廣泛觀點，而並無矛盾。

這些弱點是什麼？人口統計學家指出中國的出生率下降，人口高齡化和性別差距。經濟學家援引其逐步不振的生產率。虛假的統計數據以及巨大的債務炸彈。政治分析人士指出，北京採取了越來越多的鎮壓政策，導致香港到新疆的不滿情緒加劇。

但是，新冠病毒危機暴露出了更深層次的弱點：中國政權擔心訊息。

正如我的同事紀思道（Nick Kristof）所指出的那樣，正是這種恐懼促使政府抑制有關新病毒的消息，並懲罰舉報的醫生，而這本應迅速採取相反的措施，以便更好地控制其傳播。結果是喪失與疾病抗爭的關鍵時間，幾乎可以保證隨後發生的全球健康危機。

對於中國政府而言，這種行為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它以幾乎相同的方式處理了2003年SARS疫情。這個問題也不是中國獨有的：任何依靠操縱或製造「真相」來維持自身生存的政權都必須採取類似的行動。這就是Donald Trump不停撒謊和錯誤陳述事實的原因之一，這不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危險的。真理驅動的地下活動不會消失，它反而會蔓延。

但是對於中國人來說，問題更加嚴重，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沒有真正獨立的國內新聞媒體。這意味著普通民眾無法獲得及時、準確和全面的信息，而中國的統治者也無法獲得。結果是危險的謠言滿天飛，可能是致命的無知以及可能是災難性的錯誤的估算。

對付《華爾街日報》的舉動將加劇該政權的問題，因為外國新聞機構的報導對於填補疏漏和糾正中國官方媒體的歪曲往往至關重要。《華爾街日報》做了一些最具開創性的工作，以揭示該國環境災難的規模，就像《紐約時報》（The Times）暴露了中國領導金字塔頂端的貪污程度。其他新聞媒體，特別是路透社，對中國經濟中的欺詐和欺詐行為進行了重要報導。

禁止此類報導，而首當其衝的是信息盲人是中國領導人。每個獨裁者都需要訂閱《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即使它們像過去的骯髒雜誌一樣裝在不起眼的棕色信封中。

政權總是有可能會更好地考慮驅逐記者的舉動，或者至少在幾週後讓他們安靜地返回。明智的領導者面對自己非理性的不信任信息所帶來的巨大危機，至少會吸取他們愚蠢的教訓。但是，中國可能有一個比新冠病毒還要可怕的愚蠢的統治者。為此，尚未發明疫苗使其免疫。

自2017年4月以來，布雷特·史蒂芬斯（Bret L. Stephens）一直是 《紐約時報》（Times）的觀點專欄作家。他於2013年在《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上獲得了普利策獎評獎，此前曾擔任《耶路撒冷郵報》的主編。

[原文]

Great Leap Backward

Expelling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ers returns China to a darker age.

By Bret Stephens

Opinion Columnist

Feb. 20, 2020

Several years ago, in an overheated room in Beijing, I was forced to endure a stern lecture from a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official. My sin: As the editor a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sponsible for the paper’s overseas opinion sections, I had apparently insulted the entire Chinese people by publishing the work of a “well-known terrorist” — the courageous Uighur human-rights activist Rebiya Kadeer.

I had to clench my jaw to suppress the rejoinder that China’s best-known tyrant, Mao Zedong, has his portrait overlooking the killing field known as Tiananmen Square.

I thought of that episode this week on hearing Wednesday’s new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expel three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ers based in China — two Americans and an Australian — in retaliation for the headline of an opinion column by Walter Russell Mead, “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In a style reminiscent of my own experience, the Foreign Ministry issued a statement claiming, “The Chinese people do not welcome media that publish racist statements and smear China with malicious attacks.”

Any reader of Mead’s column, headline and text alike, will note that there isn’t an iota of racism in it, though it makes a devastating case about the ways in which the coronavirus epidemic has exposed the broader fragility of the Chinese system. And those familiar with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ill know that the paper, like The Times, enforces a strict separation between its news and opinion sections — meaning the reporters facing expulsion had absolutely nothing to do with the writing and publication of Mead’s column.

But factual accuracy is irrelevant in a political scapegoating exercise, which is what this strike on the Journal is all about. And this does more to underscore Mead’s broader point about China’s inherent weaknesses than it does to contradict it.

What are those weaknesses? Demographers point to China’s falling birthrate, aging population and gender gap. Economists cite its faltering productivity, its made-up statistics and its giant debt bomb. And political analysts point to ever more repressive policies from Beijing, leading to ever greater discontent from Hong Kong to Xinjiang.

But the coronavirus crisis has exposed a far-deeper weakness: The Chinese regime fears information.

It was just this fear that, as my colleague Nick Kristof pointed out, led the government to suppress news about the new virus — and punish whistle-blowing doctors — when it should have done the opposite, swiftly, so as to better contain its spread. The result was the loss of the critical time in fighting the disease, all but guaranteeing the global health crisis that followed.

This sort of behavior is nothing new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t mishandled the 2003 SARS epidemic in much the same way. Nor is the problem specific to China: Any regime that depends on the manipulation or manufacture of “truth” for its own survival is bound to act in similar ways.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Donald Trump’s nonstop lying and misstatements of fact aren’t just immoral but also dangerous. Truth driven underground doesn’t vanish. It stalks.

But the problem for the Chinese is much more acute,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they don’t have genuinely independent domestic journalism. That means that ordinary people have no access to timely, accurate and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 and neither do China’s rulers. The result is rumor, which can be dangerous; ignorance, which can be fatal; and miscalculation, which can be catastrophic.

The move agains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ill compound the regime’s problems, since reporting by foreign news organizations has often been critical in filling the omissions and straightening the distortions of China’s official media. It was The Journal that did some of the most pathbreaking work to expose the scale of the country’s environmental catastrophes, just as it was The Times that exposed the extent of graft at the top of the Chinese leadership pyramid. Other news outlets, particularly Reuters, have done vital reporting on the frauds and scams endemic in China’s economy.

Suppress this kind of reporting, and the first people who will suffer information blindness are China’s leaders. Every dictator needs subscriptions to The Journal and The Times, even if they come — like smutty magazines of yore — in inconspicuous brown envelopes.

It’s always possible that the regime will think better of its move to expel the reporters, or at least quietly let them return in a few weeks’ time. Wise leaders, facing a monumental crisis brought on by their own irrational distrust of information, would at least learn the lessons of their folly. But there might be a truth in China even more frightening than the coronavirus — foolish rulers. For that, no vaccine has ever been inven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