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筆記

「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筆記

修昔底德 (Thucydides，460-395 BC) 是西元前五世紀希臘雅典的史學家，曾親歷雅典與斯巴達的「伯羅奔尼撒戰爭」，著有「伯羅奔尼撒戰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其中記錄當時的崛起強權 (rising power) 雅典與統治強權 (ruling power) 斯巴達由紛爭而導致戰爭的經過。修昔底德認為﹕「大戰的最終發生乃因為雅典的崛起讓斯巴達感受到威脅」(It was the rise of Athens and the fear that this instilled in Sparta that made war inevitable)。現今將崛起強權與統治強權陷入由紛爭而導致戰爭的困境，稱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

「修昔底德陷阱」是由哈佛大學冷戰問題專家－－艾利森 (Allison, Graham) 首先提出。他在2017年六月「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雜誌中即以「修昔底德陷阱」(The Thucydides’s Trap) 為篇名撰文。艾利森把當時斯巴達與雅典面臨的困境稱之為「修昔底德陷阱」：在原本的權力平衡面臨改變時，既有的統治強權可能為了捍衛地位而出手訓誡、扼殺後起的挑戰者，挑戰者也可能不甘屈居人下、試圖改變遊戲規則而「問鼎中原」。同時更出版「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新書 [1]，做更詳盡地闡述，該書中譯本已於2018年十一月由 「八旗文化」出版。 原書獲選《紐約時報》編輯選書（New York Times Editor’s Choice）、《紐約時報》年度關注好書（New York Times Notable Book of the Year）以及《金融時報》年度政治類選書（Financial Times Best Book of the Year: Politics）等，備受重視與肯定。

艾利森在哈佛大學主持「修昔底德陷阱計畫」(Thucydides’s Trap Project)，研究過去五百年，當崛起強權威脅取代統治強權時，會如何發展。而其發現是，最可能的結果是戰爭。在該計畫能找到的十六例中，竟有十二例以戰爭告終，當然讓人驚懼。「修昔底德陷阱」像幽魂一再地將大國推向毀滅的深淵。俾斯麥在普法戰爭中挑戰歐陸霸主法國，德皇威廉二世在一戰中挑戰英國海軍，日本自認應該享有平等的尊嚴而發動日俄戰爭，又因恐懼美國的經濟封鎖扼殺它的發展而襲擊珍珠港。種種盲目不理智的行為，都可以透過「修昔底德陷阱」得到解釋。

從近年世局發展，不能不讓人對中美紛爭大為憂心。艾利森書名「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用問號，認為仍有轉機。從中方觀點看，大陸近年經濟快速發展，但人均產值與美國尚差一大截，連是否已成經濟強權都要打個問號，武力更不足以威脅美國，未曾侵略任何國家，推助一帶一路，揭櫫世界共榮，正從世界工廠，提升到世界市場，在綠色能源應用上，一枝獨秀﹔反觀美國，一方面窮兵黷武，橫霸一方，軍費居高不下，在世界各地維持八百個軍事基地，屢次出兵侵略他國，如伊拉克、阿富汗、敘利亞，弄得生靈塗炭，難民蜂起，不僅禍起中東，而且延燒到歐盟，眼前之例，則為干涉委內瑞拉內政﹔另一方面，內政不修，債台高築，基礎建設落後，民粹總統隨性治國，對地球暖化視而不見，反而採取許多倒退措施，加速環境惡化，只是眼見中國崛起，就橫加打壓，如何服人?

美國對中國的打壓，最明顯的是﹕

一、長期聯合西方媒體幾乎一致醜化中國，

二、發動全面貿易戰，對中國產品加徵進口稅，

三、限制高科技產品販售，

四、在南海屢犯中國所建島礁水域，美艦航行台灣海峽示威，但美國本身在美洲劃勢力範圍，橫行霸道，史蹟斑斑，

五、以安全有虞理由，與其西方盟國包括日本等，封殺華為網路產品，抵制中國先進網路布建，以違反美國法律，包括制裁伊朗法案為由，起訴華為，同時唆使加拿大拘留華為高管，並要求引渡。而美國本身則積極進行全球監控計畫﹕其中「稜鏡計畫」要求網路公司和電信業者，從本身客戶蒐集來的資訊轉交給國安局，甚至在美國公司出售的伺服器、路由器等設備植入程式，將資訊直接導入國安局資料庫，

六、限制中國留學生修習科目，不一而足。

面對如此險局，中國要如何因應?考驗領導人的智慧。唯一確定的是不能容許爆發戰爭。愛因斯坦曾說:「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戰會用甚麼武器，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戰會用石頭與竹棍當武器，」不是誇張之語。

中美注定一戰？艾利森在書中指出，過去五百年，當崛起強權威脅取代統治強權時，在其能找到的十六例中，有十二例以戰爭告終。但未導致戰爭四例中，在二十世紀中共又七例中即有三例，包括二十世界初期英美在經濟霸主與海軍軍力爭雄，二次大戰結束至蘇聯解體的美蘇角力以及1990年至今德國與英法在歐洲的政治影響力消長。而在以往九例中，僅有十五世紀西班牙與葡萄牙在競逐全球帝國與霸主上，免於戰爭，似乎是人類變得較為理智，或是情勢演變使然。

艾利森認為美國應從美蘇冷戰學習到:

一、兩強之間核子戰爭是瘋狂而不可想像的，只會導致相互毀滅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MAD)，

二、領導人必須抱持不惜一戰的決心，以避免較負責任一方為人所迫全盤讓步，

三、制定「不穩定的現狀規則」(precarious rules of the status quo)，例如限制網路攻擊、監視行動等，在反恐以及抗拒全球暖化等方面合作。領導人必須明瞭生存依賴謹慎、溝通、抑制、妥協、合作。

四、內政表現至為重要，蘇聯解體乃因經濟崩壞所致，未來中國之改良式社會資本主義與美式資本主義與民主，兩種系統孰優孰劣，將會對情勢發展有決定性的影響。中國的快速經濟成長固然令人印象深刻，但要長期維持一黨專政有其難度，而美國經濟長期停滯，美式民主發展出許多令人擔憂的症候，如低盪公民參與、結構性的腐化以及廣泛的對政治喪失信任。兩國領袖應予正視，而以內政為優先施政項目。

五、一廂情願並非好策略。

需要制定明確的策略。連貫的戰略並不能保證成功，但缺席則是一條可靠的導致失敗途徑。目前川普政府作為，將使避免與中國發生災難性戰爭相當困難。 

從中國觀點，由於改革開放前幾代人的犧牲，之後幾代人的努力，終於達到近世未見的小康境界，只因為量體巨大，又願意與友好國家共享，竟讓世界霸主備感威脅，西方先進國家眼紅，橫加打壓，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澤東的口號「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固然響亮，但是否底氣十足，是需要謹慎斟酌拿捏的。

艾利森建議在中美競爭中，美方應:

一、釐清美國的核心利益﹕區分核心利益與重大利益，美國核心利益是「捍衛美國作為一個自由的國度，以及基本制度的價值與完整」。不屬於國家優先利益的地緣政治企圖，或甚至對危機的反應，必然淪於失敗，盡一切避免核子戰爭，

二、了解中國的國家目標﹕加強理解和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中國作為亞洲第一大國的崛起，以及成為世界第一大國的願望，不僅反映了經濟成長的必要性，也反映了與中國人身分認同結合在一起的中國至上的世界觀。中國和西方在文明價值觀有嚴重分歧。

三、擬定戰略﹕今天指導華盛頓的是具有政治吸引力的願望以及行動清單，但不是美國在合理代價內可以達成的，所以目前的努力，必將失敗。從中國看來，美國的政策主要是維持世界霸主現狀，當潛在的經濟權力平衡大幅向中國傾斜，美國真正的戰略只是一種奢望。思索和建構與這一挑戰相稱的大戰略，要求高官們投入政治資本與智力。

四、優先解決國內問題﹕美國與中國國家安全最大挑戰都是政治體制的失敗。美國是「衰敗的民主」(decadent democracy)，中國是「反應式威權政府」(responsive authoritarianism)，都不適合迎接二十一世界嚴峻的挑戰。Ferguson在文明一書中，列舉了六個「殺手級應用程式」，包括競爭、科學革命、財產權保障、現代醫學、消費社會和工作倫理，讓西方在十六世紀後主導世界。他懷疑中國是否能夠在沒有「財產權保障」下維持進步，艾利森則擔心美國在消費社會和工作倫理方面的問題。

在川普「美國優先」與習近平「中國夢」大旗下，中美能否和平共處，關鍵在突破「修昔底德陷阱」！艾利森認為美中戰爭爆發的可能性，比專家願意承認的高很多。21世紀初的中國與美國恰恰再度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模式，彷彿難逃「注定一戰」。中國的飛速崛起為二戰後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與美國的軍事霸權構成嚴重挑戰。二戰後的美國占全球經濟的50％，如今已下滑至16％。同一時期，中國的比例從1980年的2％飆升至2016年的18％。雪上加霜的是，標榜「中國夢」的習近平與「美國第一」的川普不僅都誓言恢復國家的偉大光榮，也都認為對方是實現目標的障礙。沒有另外兩個領導者比習、川更可能把美中帶向戰爭。

艾利森是全球知名的國際關係學者，憑1970年代對古巴飛彈危機的深刻研究奠定其不可動搖的大師地位。他透過對歷代戰爭提綱挈領地分析建立了「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論基礎，並以此預測美中爆發衝突的各種可能途徑，在書中列舉了五種爆發戰爭的可能，以及十二條趨吉避凶的和平線索。

艾利森不諱言美國的獨霸野心，在第五章美國給中國的榜樣，從推翻夏威夷的親日國王，歷數老羅斯福的作為，發動美西戰爭，執行門羅主義﹔為建巴拿馬運河，扶持當地反叛份子，建立巴拿馬政權，在阿拉斯加邊界爭端，逼迫英國偏袒美國，最後問如果習近平像是羅斯福? 那中國在南海的作為，只是小巫見大巫罷了。他觀察，中國戰略是務實主義導向，具全盤性。如果美國意識到老羅斯福時代的美國，在其自身發展中有更加貪婪好鬥的行為，可能對今天的中國有更多諒解。

杭廷頓在三十年前提出﹕「文明之間的衝突將主導全球政治」，[2] 近年發展證明是一項真知灼見。他承認﹕「文明之間的界線很少是涇渭分明的，但確實存在」，他挑戰讀者心中的西方普世價值神話，對其他文明，尤其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儒家文明是不友好的。他聲稱﹕「儒家文化的價值觀強調權威價值觀、層級結構、認為個人權利和利益居於次要地位，強調共識的重要性、避免對抗，並且「要面子」。一般來說，對於社會與個人，國家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美國人則崇尚﹕「自由、平等、民主和個人注意，傾向於不信任政府、反對權威、促進制衡、鼓勵競爭，並賦予人權神聖的地位」。杭廷頓認為中國對外事務的觀點，實質上是其內部秩序概念的延伸，發自內心的不信任外國對本國事務的干涉。他發現中國人普遍認為﹔「美國試圖在領土上分化中國，在政治上顛覆它，在戰略上圍堵它，在經濟上挫敗它」。作為已存在數千年的文明，「中國人往往會考慮幾個世紀和幾千年來社會的發展，定思考千秋萬世的最大利益」。「美國人則忘記過去、忽略未來、著眼於最大限度的提高眼前利益的首要信念」。杭廷頓的分析，指出中國的傳統、特色與美國等西方文化截然不同，希拉蕊說﹕「我不希望我的孫子們生活在一個由中國人主宰的世界裡」，代表大部份美國人的心聲。

美國和中國間的根本差異，針鋒相對之處，讓中美關係更難管理。同樣具有極強的民族自信心，李光耀對美國適應新現實的能力表示懷疑﹔「美國的文化優越感，將使調整非常困難」。 陸克文注意到﹕「中國人產生了 一種自我欽敬的哲學思想」，美國人也以近乎宗教熱情崇敬自己的文明成就。中美兩國的政治差異，體現在兩國不同的政府概念上。美國人認為「政府是必要之惡」，「任何政府的合法性只能來自人民的同意」，中國人則以為「政府是不可或缺的」，「政治的合法性來自於績效」。政治合法性的針鋒相對已成為中美關係的一個痛點， 季辛吉說﹕「美國價值是普世的這個觀念暗示著不奉行這個原則的政府並不完全合法」。

當在國際上宣傳自己的基本政治價值時，杭廷頓稱美國為「傳教國」，中國人則相信別人可以仰慕他們，大不要求別人接受這些價值。正如季辛吉言﹕「中國不出口其觀念，而是讓其他人來仰慕它」。鄧小平警告共產黨成員﹕「美國想要改變他們，是為維護恃強凌弱的霸權利益」。

中國人具有戰略上的耐心，只要趨勢對他們有利，他們很樂於以拖待變。美國人認為自己是現在問題解決者，中國人認為許多問題無法解決，只能控管。今天採取的新政策行動，只是對持續的演變施加一些影響。美國敦促其他大國接受「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從中國人眼光看，這個秩序似乎是美國人制定的，而其他國家只有服從。

在戰略文化衝突上，美國的政策制訂者，注意到中國同行對使用武力的獨特觀點，再決定是否、何時以及如何攻擊對手時，中國領導人大多是理性和務實的，五個假設和偏好:

一、現實主義導向，冷酷又靈活，

二、全盤戰略世界觀，認為造成當前戰略形勢演變脈絡是至關緊要的，「勢如彍弩，節如發機」，

三、主要是心理和政治的，軍事鬥爭是次要關切，

四、透過潛移默化、滴水川石來贏得勝利，強調運籌帷幄所累積的相對優勢，如圍棋般爭取相對優勢，

五、不戰而屈人之兵。

在中國如何看南海一節中，中國相信美國正在「孤立、圍堵、貶損、分化、破壞中國」，但會拉長眼光來看待他與美國在南海的僵局，會極其冷靜的進行中美相關軍力的評估，並預測在任何潛在軍事遭遇的結果。將採取具有中國特色的戰略，不謀取戰場的勝利，而重在實現國家的宏觀目標。只要南海的局勢總體上對中國有利，中國就不太可能使用武力。但如中國出現國內政治騷亂，就可能發起有限的軍事衝突。

雖然不明智又不樂見，戰爭仍有可能發生。在特定時空條件下，領導人往往只能再壞與更壞之間選擇。在各種想定演練中，一些小火花，就經常輕易的導致大規模的戰爭。在一些歷史案例中，在考慮中國何時與如何使用武力時，決不能從自己角度去想當然耳。

導向戰爭的因子﹕火花、背景條件、催化劑和危機升級。五種爆發戰爭的可能是海上(南中國海)意外碰撞、台灣獨立、第三方(如日本)挑起的戰爭、北韓崩潰，同時也可能從經濟衝突到軍事戰爭。美中在未來幾十年間發生災難性戰爭的可能性，比專家願意承認的高很多。

在過去五百年，至少有四個案例表明崛起強權與統治強權可以掌穩國家之週，化險為夷，不動干戈。而提供十二條趨吉避凶的和平線索包括:

一、更高的權威，如聯合國，

二、國家可融入更大的經濟、政治和安全機構，如德國之於歐盟，

三、順應情勢、知所進退，區分需要與想要，如英國對二十世紀崛起的美國，

四、時機至關重要，錯過的機會就是放棄的機會，「預防性干涉」為經典難題，

五、共通的文化，

六、核子嚇阻有效，

七、「相互保證毀滅」讓全面戰爭變得瘋狂，

八、核超級大國之間的熱戰不再是合理的選擇，

九、核超級大國的領導者依舊必須為他們無法獲勝的戰爭做準備，

十、緊密的經濟相互依賴提高了戰爭成本，並降低了戰爭的可能性，

十一、同盟的吸引力可能致命，審慎檢視協議的真正內涵，

十二、國內政績具有決定性。

在「前路何在」一章中，艾利森認為要看清結構性的現實，並以史為鑒，認識到後冷戰時期美國的中國戰略，「交往但避險」(engage and hedge)，基本上自相矛盾。勸誡美國外交決策圈應重拾美蘇冷戰時代的宏觀戰略思維，以面對從所未見的安全威脅，呼籲審視所有的戰略選擇，包括醜惡的選擇，即:

一、調適，

二、破壞，

三、談判出一種長和平，

四、重新定義雙方的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艾利森將將台灣獨立是爆發戰爭的可能因素，同時提到中國願意採用把雙方經濟上會綁在一起的長期戰略，解決台灣問題。他質疑為台灣而戰非美國核心利益，可能代表美國主流意見。另一方面，作者也有一些偏見，如南海仲裁案 (p. 51)，忽視「國際仲裁法庭」的正當性，以及美國並非簽約國但仍藉此對中國大加撻伐的現實。

艾利森呼籲美國嚴肅看待中國崛起的事實與恢復民族光榮的決心，是其睿智。他的盲點是對中國與中國文化的認識不足，中國歷史上並無 「修昔底德陷阱」經驗，過去與現在從未呈現稱霸世界的企圖，中國強盛時，專注於權力的維持，不像西方國家有強烈的擴張性﹔同時現今中國與鄰邦，如俄國、印度日本與越南都還有「剪不斷、理還亂」的諸般待解問題，遑論與美國爭霸。目前美國對中國大陸崛起的威脅被過度誇大， GDP等總體力量雖居全球第二，但人均GDP仍只達美金一萬元，必無太大對外擴張力量。

名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史丹佛大學歷史系教授）推薦：「你可以打包票中國領導人會讀他寫的 《注定一戰？》。我只希望美國領導人也會讀。每一個關心世局的有志之士都應該買一本。」信哉斯言!

[1] 「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艾利森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包淳亮譯，八旗文化，2018年9月。

[2] 「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杭亭頓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Simon & Schuster (1996))，黃裕美譯，聯經出版公司，199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