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伊《活在美國世紀》筆記 (八) : 歐巴馬時期

奈伊《活在美國世紀》筆記 (八) : 歐巴馬時期

第九章: 歐巴馬時期

歐巴馬初就任總統時，我對其領導能力頗具信心。他年輕有活力，可以促進種族融合，這一切都有利於美國的軟實力。然而，他也面臨嚴峻的問題。


2008 年一份針對數千名國際關係學者的民意調查報告出爐，將我列為過去 20年中最有影響力的學者第 6名，並且是對外交政策方面最具影響力的學者時，真是令我喜出望外。

「大衰退」起源於華爾街，那時經濟情勢黯淡，有人認為這表示美國世紀已經結束。中國領導人將金融危機視為美國衰落的證據，他們放棄了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做法，轉而採取更有自信的外交政策。

眼見這些互相矛盾的經濟預測，我不禁思考社會科學是否有其局限。總體經濟學家自詡為從事科學研究，但他們在預測方面並不比政治學家好多少。要假設的東西太多。我寫道，社會科學善於理解數據小島，但比必須在理論 - 信念上巨大飛躍，才能從一個數據島跳到另一個數據島。社會科學很重要，但必須保持謙遜。

美國礙於金融危機而實力受損，但它在亞洲仍然至關重要。中國可能將這場危機視為美國衰落的證據，但亞洲大部分國家希望既能進入中國市場，又能由美國的存在來平衡中國的力量。

在阿富汗，正如我們中的一些人所指出的，當沒有政府架構時，誰能進行反叛亂作戰? 喊出「肅清、佔領、建設」的口號，是假定可以建立某些東西。

歐布萊特認為我們不應該屈服於文化相對論，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權利。我說我同意人在這個意義上是平等的，但每個人所處的文化不同，差異很大且變化緩慢。所謂外交政策，就是權衡各種目標，同時評估代價和時機。

911 恐攻十週年之際主持會議時表示，過去的十年是失落的十年。正如恐怖份子所預期的，這起事件改變了全世界(和美國)的政治議程，更損害了我們的軟實力。儘管如此，不知未來的歷史學家是否會將它視為一個影響更廣泛的轉捩點。我認為中國的崛起和俄羅斯的衰落對於美國世紀的未來更為重要。歐巴馬想把重心轉向亞洲，但朋友告訴我，戰情室的會議大都陷入討論中東的泥淖。

2010 年 12月，我在臺北會見了馬英九總統。馬當時指出，他認為他們的策略奏效了。臺灣的軟實力是一項資產，但他們也想購買F-16戰機來增強硬實力。我返回華盛頓後，發現美國官員看到中國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而憂心忡忡，並且抱怨中國不願意合作。

2011 年在北京，中國朋友私下向我透露說，胡錦濤是個軟弱的領導人，而習近平也是如此，因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不想要強勢的領導人。我的中國朋友擔心民族主義會高漲，中國將會變得傲慢自大，他們顯然低估了習近平。

在北京馬克思主義學院講授軟實力的演講結束後，院長告訴學生說我對軟實力的定義太政治化了，中國偏好更文化的說法。在宴會上，某位中央委員承認「我們是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儒家分子。」

我在 10月時，被捲入釣魚臺的爭端。我們先在東京解釋為何美國在主權主張上保持中立，但不會忘記我們對安保條約承諾，後來在北京會見了李克強總理，他說這些島嶼應該由中日共同控制，我們解釋這為何是不可能的。返回華盛頓後，我們報告了會談情況。釣魚臺的爭端無法解決，但也沒有升級到失控的地步。

2013 年歐巴馬再度就職之際，我回到亞洲進行更多的「第二軌」對話。在北京，發現當地霧霾嚴重，濃度高達500 ppm，簡直讓人窒息，人人都戴著口罩。朋友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會議上提醒我。習近平更加民族主義，較不自由，對網路上的意見進行打壓，而社交媒體正在蓬勃發展。何亞非副主任表示，南海衝突是「面子」問題，他們必須找到化解衝突的辦法。陳剛畢業於甘迺迪學院，時任北京市委常委。他說自己頂住保守派批判的壓力，拯救了創新的 798當代藝術區。

2013年12月，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問我中國該如何增強軟實力。我當時指出，中國想提升軟實力，就要讓數億人擺脫貧困，弘揚燦爛的傳統文化，如同前幾年上海世博會說展現的那樣，這些都是吸引外人之處。然而，只要中國與鄰國爆發領土爭端，只要共產黨繼續嚴格管控公民社會和打壓人權，中國在亞洲和西方的軟實力將受到嚴重的限制。

2015年夏天。我接受新華社採訪時指出。我在中國很有名，有人爭論我究竟是鷹派或鴿派，我說我是一隻貓頭鷹。

澳洲專家在會議上表示，美國應該問中國想要什麼，以便兩國能夠共同領導世界。我當時指出這樣做是錯的，因為它會削弱對我們地位至關重要的聯盟。澳洲前總理陸克文，他了解習近平，形容席是一位民族主義的威權領袖。

在我前往孔子的出生的曲阜時，我問護送我的中國人，儒家思想目前有何作用，他說道: 「它是我們文化的一部分，但並非意識形態或宗教。」

我當時指出，如果中國接受美國在西太平洋永久駐軍，我們可以接受中國崛起。一位朋友私下告訴我，中國政府出於政治理由，壓制言論和打擊貪腐。而解放軍正在南海吹響民族主義，以便在國內官僚鬥爭中自我保護。

正如布萊爾在訪問學院時所言，網路讓人更難去領導民主國家，因為政治邁向極端的趨勢更為強烈。

2011年，我決定將自己的教學時間 (和薪水) 削減一半。我喜歡教書，但不喜歡評分。我發現良好的回饋對於學習至關重要，並認為教授應該親自執筆評論每位學生的考卷。我同時將不缺課視為原則。我想挪出更多時間旅行和寫作。但仍希望能與學生持續接觸。這便促成了我後續7年的安排。

口無遮攔，可吸引人們的關注，讓媒體整日跟風報導，這等於打免費的廣告。搞政治難免得演戲。但政客現在裝腔作勢，越來越懶得談政策。我擔心的是，如此一來，便會消滅自我克制的重要規範。古羅馬帝國昔日衰敗之前，所發生之事，也如出一轍。

歐巴馬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習近平進行了24次面對面會談，且成功彌合了在氣候變化和網路規範方面看似無法解決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