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從下一個川普那裡保護美國

如何從下一個川普那裡保護美國

Bryan Garsten

如何從下一個川普那裡保護美國

2020年美國大選以川普敗選告終，但造成川普崛起甚至當選美國總統的社會因素依然存在。

由美國這次選舉來看，拜登與川普選票分別在約500與3,000 縣領先，但其GDP份額約分別占美國總GDP之70% 與30%，差距驚人。這與川普選票多來自鄉下以及教育程度較低的白人的分析相呼應。這種情況不容易改善，而民主黨面對疫情愈趨嚴峻，必然導致的經濟不振，再加上諸多社會問題，以及共和黨必然會扯後腿，施政績效堪慮，很容易成為民粹政治的溫床。

2016年大選，川普可謂「僥倖勝選」。2020年他雖然敗選，但得票率不降反升，共增加了5%左右；反映出有近一半的選民對於這樣即使滿嘴謊言、羞恥無下限、治國無方的總統，仍然衷心擁護！這是勞動及中下階級家庭對於經濟現狀及其他社會現象的一種反撲。觀諸目前共和黨國會議員願意公開接受總統選舉敗選的如鳳毛麟角，即知川普精神將在美國政壇陰魂不散，因此未來川普，或像川普一樣的煽動者，再次奪得政權，可能性並不小，必須正視。

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和人文科學教授布萊恩·加斯滕 (Bryan Garsten)在11月9日《紐約時報》撰文，以「如何從下一個川普那裡保護美國」為題，自政治學觀點，詳為剖析，認為民粹份子自古已有，川普是現今美國政治制度的自然產物，禍起蕭牆；不容否認，川普雖然民粹，憑仗在民主土壤中自然生長的對精英人士的仇恨，到目前仍是一位受歡迎的領導人。這種產物在民主國家中甚為普遍，因此要依靠憲法節制。但現在這種憲政文化幾乎崩潰了，對我們免受民粹傷害的保護也失靈了。

作者指出，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許多學者認為民主是一種不良的政府形式，會造成民粹份子轟起。因而建議消除民主弊病的策略是支持其替代方案。

美國憲法的制定者不滿意這種反民主的觀點，而以制定憲法為實驗，以看看是否可以「改良和擴大」民主意願，但目前，該實驗並不成功。川普的主要特徵是隨意羞辱、拒絕遵循禮貌的社會或正派的標準慣例，是一個典型民粹煽動者，也顯示憲法實驗的失敗。

川普令人震驚的行為源於他拒絕承認受制於或可接受社會仲裁者的裁決。民粹份子遵循對自由和平等的不當理解，認為只有傻子才會遵守公約和法律。

擺在面前的是可以從修復憲法結構中的某些部分開始，任何認真的憲法改革都將不僅考慮哪個政黨從這些機構中受益，而且還將考慮如何最恰當地平衡對民眾需求的回應和責任。政黨和媒體監管環境也需要改革-但在制定策略時，應考慮如何創造條件，使人民最有可能抵制民粹的呼籲並作最佳判斷。

受過大學教育的精英和好心的技術官僚們可能會說，專家統治是對付民粹的唯一選擇，但當我們允許專家統治時，會加劇民眾的挫敗感，並將⼈們帶入民粹份子的懷抱中。真正的選擇是通過支持各種訓練我們養成公民習慣的學校和工作，創造可以解決家庭和社區中更多問題的背景條件，以及通過改革來增強我們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選舉制度和立法程序，以加強激勵政客擺脫民粹現象的動力。

在憲政文化中，領導人因不能幫助我們「完善和擴大」我們的政治熱情而感到羞恥。感到恥辱可能比憤怒更具有建設性，使我們團結起來進行自我糾正。我們要培養思考是否會為讓自己陷入困境，以致於讓大多數同胞認為低俗的騙子是他們最後的最大希望而感到羞愧的文化。民粹份子的弱點在大多數人都傾向於遵守他不屑一顧的慣例，但他需要人們的支持，可以通過他對我們的依賴來節制煽動者。

Garsten 的建議，雖然「知易行難」，而且從教育著手，不容易立竿見影；但美國並無其他選擇，否則如川普當政的夢魘將揮之不去。本文標題為「如何從下一個川普那裡保護美國」，而非「美國如何防止出下一個川普」，可看出其嚴重性。以下為略加改寫的譯文:

[譯文]

如何從下⼀個川普那裡保護美國 (How to Protect America From the Next Donald Trump)

憲法應該保護我們免受煽動者的商害。我們可以讓它再度運作嗎？(The Constitution is supposed to protect us from demagogues. Can we make it work again?)

布萊恩·加斯滕 (Bryan Garsten)

投票讓川普落選是至關重要的，但這不足以挽救美國的民主實驗。

許多批評家使用「威權主義」或「法西斯主義」一詞來形容川普的政治方式，就好像他是美國民主生活之外的侵略者一樣。實際上，川普是美國政治制度的自然產物，禍起蕭牆，因此要防範使自己受害更加困難：他是一位煽動者，但也是一位受歡迎的領導人，他憑仗在民主土壤中自然生長的對精英人士的仇恨。我們幾乎忘記了這種產物在民主國家中的普遍性，因為我們依靠旨在限制它們的技術：憲法。它通過建立規則供我們遵循，而且在更深層次上通過塑造我們對自己引以為傲的東西以及在共同生活中感到羞恥的東西的意識而運作。今天，這種憲政文化幾乎崩潰了，隨之而來的是我們對免受煽動者傷害的保護也失靈了。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大部分時間裡，學者們僅在爭論民主是一種不良的政府形式的前提下才專注於民粹份子。修昔底德（Thucydides）和柏拉圖（Plato）等貴族批評家指責受歡迎的領導⼈不理會專家、剝削窮人、壓榨富人、引發派系暴力、並發動對外戰爭以分散民眾對其暴政壓迫的注意力。由於這些學者認為民主制度自然滋生顯然是煽動者，因此消除民主的策略是支持民主政府的替代方案：如果您不喜歡狼，就不要建立狼的棲息地。

美國憲法的制定者對這種反民主的觀點並不滿意，但是他們被說服了一個民主國家，除非找到解決民粹人士的方法，否則它不會運作良好。他們以制定憲法為實驗，以看看是否可以「改良和擴大」民主意願，用麥迪遜的話來說，就是將民粹領袖與精英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文明化，並將其轉化為可持續的政治形式。目前，該實驗並不成功。

川普隨意羞辱、拒絕遵循禮貌的社會或正派的標準慣例，他的粗魯並不只在表面。這是他的主要特徵，既是對麥迪遜實驗的斥責，同時表明他是一個民粹煽動者。

在他本來無關緊要的行動中尋找共同點：對減少犯罪或挽救美國人工作的承諾並不需要表現出將普通移民與強姦犯和謀殺犯聯繫在一起。這是表明他會以別人不會的方式來述說。在白宮陽台上拿掉口罩對經濟沒有幫助，但這是他脫離專家統治的獨立宣言。向媒體拖延聲明是否接受選舉結果；拒絕在記者的要求下提出反對白人民族主義者的必要聲明，並拒絕道歉，好像退縮會損害他的原則-這些令人震驚的立場不容忽視，源於他的動機是不要受到任何羞辱。

讓自己感到羞恥就是承認你受制於或可接受社會仲裁者的裁決。通常，煽動者堅持認為他們不會受到如此管制。這是他們民主呼籲的一部分。羞恥是一種約束，對自由的限制也是如此。恥辱是從道德的高地譴責的，對平等的冒犯也是如此。煽動者遵循對自由和平等的這些不當的理解，並得出結論，公約和法律適合倒霉鬼。他的有害影響力的一部分是甚至說服他的對手道德和憲法上的顧慮是表示軟弱。

煽動者自身的弱點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大多數人，甚至他的大多數支持者，都傾向於遵守他不屑一顧的慣例。他需要他們的支持，並渴望得到他們的崇拜，使他依賴於鄙視自己的人-如福音派教徒和郊區婦女。在他的無恥和給他造成的政治兩難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位總統與經典的民粹類型不謀而合。

歷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在我們如何以及何時拋棄譴責民粹的憲法文化方面存在分歧。有些⼈指責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做出的戰略決定，要求國會競選人反對他們旨在加入的機構，而另一些人則指責麥高文·弗雷澤委員會（McGovern-Fraser Commission）在1968年民主黨大會後將黨內初選民主化。一些人聲稱，為提高政府透明度所做的真誠努力使遊說者、競選活動和渴望廣告的媒體破壞了國會委員會真正審議的前景，而另一些人則往後看，指責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認為憲法必須演化才能允許更強有力總統領導。還是社會對民粹的厭惡一直持續到整個過程為社交媒體與推特所破壞。

無論我們講述過去的哪個故事，擺在我們面前的工作仍然存在。我們可以從修復憲法結構中的某些部分開始，這些部分原本應該使我們的領導人免於成為煽動者的誘惑，並激勵他們為長期結果負責。憲法制定者希望，在各州之間分配權力，將政治野心引導到權力明確但部分重疊的機構，使參議院保持小規模和參議員的任期長久，以及通過州議會過濾總統選舉，都將有助於遏制煽動者。

我們憲法中因有些反民主的部分而用於捍衛奴隸制和吉姆·克勞法而被玷污，這是對我們國家榮譽的污點。但是，在承認這一歷史事實時，我們不能讓自己擺脫應付他們打算解決的一般性問題。任何認真的憲法改革都將不僅考慮哪個政黨從這些機構中受益，而且還將考慮如何最好地平衡回應和責任。政黨和媒體監管環境也需要改革-但在制定策略時，我們不僅應考慮開放性，還應考慮如何創造條件，使我們人民最有可能抵制煽動性的呼籲並作最佳判斷。

受過大學教育的精英和好心的技術官僚們可能會說，專家統治是對付煽動者的唯一選擇，但他們是錯的。當我們允許他們統治時，我們會加劇民眾的挫敗感，並將⼈們帶入煽動者的懷抱中以作出反應。真正的選擇是通過支持各種訓練我們養成公民習慣的學校和工作，創造可以解決家庭和社區中更多問題的背景條件，以及通過改革來增強我們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選舉制度和立法程序，以加強激勵政客擺脫民粹現象的動力。我們當中有太多對將立即的政策結果優先於維持自治制度的努力，這種自治制度將長期發揮我們的最大優勢。

但是，只有當此類改革幫助我們找到擺脫民粹社會並進入憲政文化的道路時，這些改革才能奏效。在憲政文化中，領導人因不幫助我們「完善和擴大」我們的政治熱情而感到羞恥。柏拉圖寫道，煽動者就像糕點製造者⼀樣，給了我們當下我們渴望的東西，卻沒有給我們帶來健康的東西。現在，我們是否可以讓現代的糕點廚師來統治我們的社會？從字面上看，是的：我們補貼玉米糖漿，並為醫療保健付出代價。形像地說，是的：我們拒絕監管社交媒體，即使它滴定多巴胺的方式旨在分散我們對重大項目的注意力，使他們一次又一次地點擊。從經濟上講，是的：我們依靠不斷增長的消費者需求，以確保我們永不滿足的方式將自由與增加我們的慾望的大小和強度的能力混為⼀談。我們在自己身上培養了不耐煩，魯莽和不滿足感，這是民粹的特質。

讓我們的慾望總是變得更大，就像我們總在試圖填滿會漏的篩子一樣，或者歡迎終生發癢，而讓擁有再次抓撓自己的快感。這些是數千年前柏拉圖的類比，旨在使我們感到羞恥，因為沒有瞄準更高的目標。

一旦選舉結束，感到恥辱可能比憤怒更具有建設性。憤怒將繼續使我們在互相指責和復仇的過程中相互對立，但是感到恥辱會使我們團結起來進行自我糾正。如果我們最近看到的加劇的混亂局面部分是由於我們對憲法民主本身的管理不善造成的，那麼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對著鏡子進行仔細的觀察。煽動者自己不會這樣做，但是可以通過他對我們的依賴來管理煽動者。我們是否會為讓自己陷入困境而感到羞愧，以致於讓大多數同胞認為低俗的騙子是他們最後的最大希望？難道我們現在有了我們只配有的領導者？我們應該爭取更好的領導人。

布萊恩·加斯滕（Bryan Garsten）是耶魯大學政治學和人文科學教授，也是人文計劃的主席。他是《節省說服力：修辭與判斷的辯護》一書的作者。